2017年9月29日 星期五

轉載: 北大研究教授 1931:丁文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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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北大研究教授

2017/04/02 來源:現代快報
北伐勝利後,國民黨政府定都南京,北京遂更名為北平。由於大量人才的南遷,北平已不復是全國的文化教育中心了。這一局面的造成,緣於國民政府進行的一次不成功的高等教育改革。這個短命的改革,其核心內容是採取大學區制,例如將北平、天津、河北、熱河四個省市劃為一個大區,區中的所有高等學府統稱「北平大學」,堂堂的北京大學居然成了「北平大學」的一個部門。這一改革遭到了北平高等教育界的強烈反對,最後不得不恢復原來的體制,北大也於1930年獨立。但經過這一番折騰,北平的高等教育元氣大傷,各高校經費奇缺,一個大學教授的月薪最高也不過三百元,還比不上政府各部的一個科長,這就難怪眾多學者、教授紛紛南遷了。這樣一來,各高校的正常教學幾乎難以為繼,無奈中,只好請那些「留守」教員儘量兼課,稍有名氣的教員每星期兼課多達四十小時。他們排定了時問表,乘上黃包車,每天在北平各大學往返穿梭,猛撈兼課費,倒也其樂融融,至於教學效果,就顧不得許多了。這種教授「走穴」的現象還很難根除,因為各高校,比如北大,其評議會規定,不經評議會通過不能辭退教授。評議會的成員是誰呢?主要由教授們組成。呵呵,我能辭了自己嗎?
1930年11月,國民政府任命蔣夢麟為北大校長,希望依靠蔣氏挽回北大頹勢。但蔣剛剛辭去教育部長職務,深知北大當時的狀況,決不肯趟這趟渾水,他聲稱身體欠佳,跑到杭州療養去了。當時有兩個人熱心於北大的改革,一個是傅斯年,一個是美國人顧臨。顧臨是協和醫學院的院長,也是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的董事,他倆與胡適商量後,搞出了一個改革方案,寄給西子湖畔的蔣夢麟,蔣看後感動不已,答應來北大主持大局。
1931年1月9日,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在上海召開第五次常會,通過了這一方案。方案規定,中基會與北大每年各提出20萬元,以五年為期,雙方共提出200萬元,作為合作特別款項,專作設立研究講座及專任教授和購置圖書儀器之用。方案的主要項目就是設立「研究教授」若干名,其人選「以對於所治學術有所貢獻,見於著述為標準」,年薪從4800至9000元不等,另有1500元設備費。研究教授每周至少授課6小時,並擔任學術研究及指導學生的研究工作。研究教授不得兼任校外教務或事務。
第一批研究教授共15名,丁文江名列第一。名單如下:理學院有丁文江、李四光、王守競、汪敬熙、曾昭掄、劉樹杞、馮祖荀、許驤,文學院有周作人、湯用彤、陳受頤、劉復、徐志摩,法學院有劉揚志、趙乃摶。這一名單順序並非按照姓氏筆畫排列,由此可見丁文江當時在學術界的地位。
初夏,丁文江收到了北大研究教授的聘書。秋學期開學時,他正式到北大地質系任教。他一干就是三年,直到1934年6月接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時為止。三年教學生涯的種種情狀,他的朋友、同事、學生們感受最深,看看他們作何評價。
北京大學地質系教授孫榮圭回憶道:「丁文江以地調所所長和北大地質系教授的雙重身份,長期有力地支持了北大地質系,曾籌巨款為北大地質系建地質館,並充實、更新圖書,使北大地質系在抗戰以前已成為亞洲著名的大學地質系,並招收了日本、蘇俄的博士研究生。」⑾
胡適在他1934年1月19日的日記中寫道:「在君來吃午飯,談了一點多鐘。他是一個最好的教師,對學生最熱心,對功課最肯費工夫準備。每談起他的學生如何用功,他真覺得眉飛色舞。他對他班上的學生某人天資如何,某人工力如何,都記得清楚。今天他大考後抱了二十五本試捲來,就在我的書桌上挑出了三個他最賞識的學生的試捲來,細細的看了,說:『果然!我的賞識不錯!這三個人的分數各得八十七分。我的題目太難了!』我自己對他常感覺慚愧。」
這樣認真負責的老師,自然深受學生的歡迎。台灣著名地質學家阮維周說,1931年他從北大預科畢業,因仰慕地質系超強的教授陣容——此時的北大地質系由丁文江、李四光、葛利普、孫雲鑄、謝家榮、何作霖等任教,遂放棄嚮往已久的「煉丹取金」的化學,轉攻「刮地皮」的地質學。他回憶道:
在君先生在北大時擔任一年級的普通地質學,本是一門打基礎的課程,但他卻給每一個學生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也使每一個學生堅定了向學和研究的志向。使我最難忘的,是丁先生在課堂上講學的神態:他左手持雪茄,右手執粉筆,深邃的目光、坦蕩的風度和極為生動的講詞,他常用幽默的口吻來激發學生研究的興趣,造成一種活潑愉快的學術空氣。有一次他強調火山噴發的溫度,三天後還可以煮雞蛋,火山爆發的威力也能使火山灰飛繞地球三周,妙語如珠,真是既透徹又深入,博得學生不少歡呼。每在這種場合,丁先生也不禁猛吸兩口雪茄,放下粉筆,左右開弓的捋鬍子。在這種自由講學的空氣中,歡笑共發問俱起,菸灰與粉屑齊飛,本來是頗為枯燥的學科,變成了人人愛好的功課。⑿
高振西先生此時擔任丁文江的助教,兩人接觸較多,回憶就更全面了:
民國二十年以前,丁先生有時候住在北平,北大的當局與學生曾經請他到北大任課,都被他因為「沒有充分的時間」拒絕了。大概是民國十六七年的時候吧,他在北平閒住,北大又作教書的請求,並擬定了一個課目「中國西南地質」,請他擔任。但是他大發脾氣的說:「什麼西南地質西北地質的一大套。地質是整個的,縱然各地稍有不同,也沒有另設專課的必要。要是這樣的開設起來,你們的學生有多少時間才夠分呢?我根本不贊成這種辦法,我是不能去教的!」那個時候,他正在失業,生活有相當的艱窘,他竟然堅決的辭謝了聘任。他顧不到或認為不合理的事情,他是怎麼樣都不肯去作的!
他在北大教的是地質學,是他自己認為他能教的,所以才「惠然肯來」。他不教則已,既教了,他是用盡了他所有的力量去教的。教材部分,決不肯按照某種或某某種教科書上所有的即算了事。他要搜集普通的,專門的,不論中外古今,凡有關係之材料,均參考周到,然後再斟酌取捨。所以他上課的時候。拿的不是巨冊大書,而是零星的單篇。他曾說:「不常教書的人,教起書來真苦,講一點鐘,要預備三點鐘,有時還不夠!」此外他對於標本挂圖等類,都全力羅致。除自己採集繪製外,還要請託中外朋友幫忙,務求完備。當時地質調查所的同事們曾有這樣的笑話:「丁先生到北大教書,我們許多人連禮拜天都不得休息了。我們的標本也教丁先生弄破產了。」足證他教書的「鄭重不苟」!
丁先生是很會講話的,他能利用掌故小說,以及戲曲歌謠一類的故事,加以科學解釋,有許多科學的理論是很枯燥乏味的,聽講的人不只不容易發生興味,且曾被引入睡鄉的。勉強記著了,印象不深,不久就會忘掉的。丁先生最能用極通俗的故事,滑稽的語調,漸漸引人入勝。地質學所講,無非是死石枯骨不順的名詞同乾燥的數目字,但是聽丁先生講書的,向來沒有覺著乾枯,個個都是精神奕奕的。
有一次講到河流泛濫的時候,還沒有講,先問學生:你們都聽過打花鼓那段戲吧?「說鳳陽,道鳳陽,鳳陽真是個好地方,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惹得滿堂大笑。才繼續的講道:鳳陽本是最富庶的地方,洪武初年,黃河改道,將改未改的時候,河水每每泛濫,演出水災。所以十年倒有九年荒。……凡聽過這次講演的人,絕不會忘了洪武初年黃河改道的事實,且能聯想到改道的原因同泛濫的原理。講到基性火成岩的風化情形,他拿一塊標本,說你們看像一個馬蹄印子不像?這俗話叫作「馬蹄石」,說是穆桂英騎的桃花馬踏成的,山西北部,到處都有。然後再予以科學的解釋。地球上水澤平原同山地所占的面積的比例,用數目字表示出來,是何等難記!丁先生講的是,我們江蘇有一句俗話「三山六水一分田」。這句俗話上的數字,確是恰與地球整個的數字相同。這一句俗話而有這樣的重要,學生聽了決不會忘掉的。丁先生這種巧於比擬、善於解釋的靈活教書法,不只靠廣泛的知識,而是超眾的天才。
學習地質科學,實地練習,比較學校講書還要重要。丁先生最主張實地練習,常常帶領學生出去,地點、時間都要經過詳細的考慮同周密的計劃然後才決定的。出去的時候,都要利用假期,決不輕易耽誤應講授的功課。假期本是可以休息的日子,他不但不休息,還帶領學生作那比平常更苦的旅行工作。凡預定的地方,他一定預先自己十分明白,才肯帶學生去的。如若預定的地方,他不十分熟悉,他不能事先去一趟,至少也要派一個助教先去一趟,然後才帶學生去到那裡。旅行的時候,所有吃飯住宿休息等,一概與學生完全一致,不稍求優美。不論長期或短期,所有地質旅行應用一切之物件,均必攜帶齊備,服裝必須合適。我們有時候以為一天的短期旅行,可以對付過去,不須大整行裝。丁先生則說固然有些地方可以對付,但是不足為法!帶領學生,必須一切均照規矩,以身作則。不如此,學生不能有徹底的訓練,且有虧我們的職責的!這是丁先生教書的方針。⒀
三年平靜的教學生活,逐漸撫平了從政遭挫造成的心靈創傷,丁文江的心情逐漸愉快起來,他自己說這三年是他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這種快樂,恐怕不僅僅來自於辛勤耕耘後,學生們學業優異的豐厚回報,也與眾多至交好友的朝夕相處不無關係。
1931年夏,丁文江在秦皇島租了一所房子,帶著全家去歇夏。這一天,夫婦倆帶著內侄女史濟瀛去游北戴河的蓮花山,想到七年前與胡適同游此地,頓生感慨,做了兩首絕句寄給胡適,信上催他去秦皇島。詩云:
記得當年來此山,
蓮峰滴翠沃朱顏。
而今相見應相問,
未老如何鬢已斑?
峰頭各采山花戴,
海上同看明月生。
此樂如今七寒暑,
問君何日踐新盟?
史濟瀛是胡適的乾女兒,在姑父給胡適的信中,她附言說:寄爹:你快來吧,他們打他們的仗,我們玩我們的。
胡適接丁文江的信後,和詩一首:
頗悔三年不看山,
遂教故紙老朱顏。
只須留得童心在,
莫問鬚髯斑未斑。
兩天後的8月6日,胡適帶著兒子祖望來到秦皇島,陪老大哥一家玩了十天。十天中,他們白天常常赤腳在沙灘上散步,有時也下水洗海水浴或浮在水上談天,有時坐在沙灘上天天看孩子們游泳。晚上則在海邊坐著談天,有時候老友顧湛然也加入進來。
胡適在他的《丁文江的傳記》中寫道:「八月十五夜,我和在君在海邊談到深夜,他問我,還能背誦元微之最後送白樂天的兩首絕句嗎?這是我們兩人都愛背誦的詩,不見於《元氏長慶集》里,只見於樂天《祭微之文》里。那天晚上,我們兩人同聲高唱這兩首詩:
君應怪我流連久,我欲與君辭別難。
白頭徒侶漸稀少,明日恐君無此歡。
自識君來三度別,這回白盡老髭鬚。
戀君不去君應會:知得後回相見無?
第二天,在君用微之的原韻,做了兩首詩送我:
留君至再君休怪,十日流連別更難。
從此聽濤深夜坐,海天漠漠不成歡。
逢君每覺青來眼,顧我而今白到須。
此別原知旬日事,小兒女態未能無。」
丁文江贈胡適詩手跡
這樣的快樂卻很快被憂傷所代替,與胡適暢遊秦皇島的三個月後,1931年11月19日,同在北大任教的徐志摩因飛機失事遇難,丁文江聽到消息後,難過地連聲說道:「可惜,可惜!」有個朋友問他:「你看志摩是個什麼樣的人?」他毫不猶豫地答道:「志摩是個好人,他從不扯謊!」不少人以此為笑談,其實是對丁文江不了解。與丁文江相知甚深的考古學家李濟認為,這不但是最恭維志摩的一句話,而且也代表了丁文江的人生觀。
詩人徐志摩致丁文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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