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以25位當時人物梁啟超、胡適、張作霖、蔣介石、汪精衛、陳光甫、十三世達賴喇嘛、川島芳子、鮑羅廷
---回顧1927年的轉折。我覺得他漏掉了一個人：鄧演達，國民黨政工制度的創始者、宋慶齡在柏林流亡時的愛人同志----，蔣介石殺了鄧演達，宋慶齡自此站到蔣介石的對立面。
---回顧1927年的轉折。我覺得他漏掉了一個人：鄧演達，國民黨政工制度的創始者、宋慶齡在柏林流亡時的愛人同志----，蔣介石殺了鄧演達，宋慶齡自此站到蔣介石的對立面。
其實以1927年做為國共鬥爭的分水嶺之前已有朱華祥的《公元1927，毛澤東蔣介石之權利轉折元年》，朱華祥的文筆可能不如余杰，但也收了相當多的內容。
日本的杉山𧙗之的《霸王與革命》也是聚焦從北洋政府到北伐這一段的近代中國史。認為是近代中國的「三國演義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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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適指出：「北伐的主要社會基礎，就是邊緣知識分子。」一九二七年之後取代北洋軍人支配中國政治的，是由邊緣知識分子形成的「黨人」。如果說蔣介石是城市和沿海的邊緣知識分子（流氓），那麽毛澤東就是農村和內陸的邊緣知識分子（流氓），在他們之間「比好」毫無意義——這恰恰是中國和海外多如牛毛的「民國粉」、「國（國民黨）粉」和「蔣（蔣介石）粉」們的精神支柱。北伐大大加劇了清末民初思想與社會的「權勢轉移」（羅志田語），造就了蔣介石和毛澤東這樣舊學和新學都不通的人從邊緣佔據中心位置。所以，北伐剛剛完成「統一大業」，胡適就哀嘆中國的民族自救運動已經失敗，中國仍然沒有一個重建民族認同的文化基礎，因而不可能建立起社會和政治的重心，「再造文明」的理想也就成為遙不可及的水月鏡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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