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20日 星期日

讀:齊錫生《從舞臺邊緣走向中央:美國在中國抗戰初期外交視野中的轉變1937-1941》

這本書的缺點是沒索引,雖然有詳註。

本書談的是"從盧溝橋事變(1937年7月)到珍珠港事件(1941年12月)長達53個月之間的中美關係",這期間,胡適的主要腳色是駐美大使,雖然後期被蔣介石與宋子文架空。
齊錫生在第十章《結論》中比較胡適與蔣介石的外交政策的不同,在一個字眼:胡適的是"苦撐待變",蔣的是"苦撐求變":基本上,胡適與陳光甫的爭取美援並不實惠,其前提是國民政府要有效掌控控制區的資源和交通、經濟安定。換句話說,宋子文的特使身分發展的對美之"個人外交",盡管為國務院等單位抱怨,卻是"有效"的。
我個人的了解是,胡適的"苦撐待變"很清楚就是等美國的介入太平洋戰事 (這非操之在我),可是主政者有不同的施政等壓力。然而齊錫生先生無法認同這種"被動"。
在第二第三章,對於胡適的出使任務,比較有詳細或同情的說法,如胡適之對日不主和,正可以幫助蔣介石抵擋內部的二大主和勢力。



從舞臺邊緣走向中央:美國在中國抗戰初期外交視野中的轉變1937-1941

中文書 ,  , 聯經出版公司 , 出版日期: 2017-07-05

 

內容簡介

從盧溝橋事變到珍珠港事件,這段期間的中美關係,到底經歷了何種變化?
特別是中國政府對美外交的決策過程是什麼?由何人執行?
中國的外交目的是什麼?談判的技巧如何?美方的反應是什麼?
中國政府在這段時間內,總體的得失又當如何評價?
何以在1937年7月盧溝橋戰事爆發時,美國政府認為事不關己,
而到了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時,美國政府卻十萬火急地促請中國成為並肩作戰的盟友?
齊錫生最新專論《從舞臺邊緣走向中央:美國在中國抗戰初期外交視野中的轉變1937-1941》完全解答

  中華民族自從和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建立現代化外交關係以來,八年抗戰最根本性地改變了中國和西方的交往,也改變了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回顧在1937年盧溝橋事變前夕,中國依然是「半殖民地」,列強在中國瓜分土地,控制中國的各種資源,但是到了1945年大戰結束時,中國的國家地位徹底改觀,列強廢除了一切不平等條約,在主權和治權上,中國成為一個充分獨立自主的國家,在戰後新建立的國際秩序裡,中國還成為世界四強之一。

  導致此項蛻變的最關鍵因素是,中國在珍珠港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立即和美國、英國和蘇聯結為全球性戰略盟友,對抗德國、日本和義大利的軸心國同盟,而其中特別具有決定性因素的是中國和美國的結盟。

  從盧溝橋事變(1937年7月)到珍珠港事件(1941年12月),長達53個月之間的中美關係,到底經歷了何種變化?齊錫生《從舞臺邊緣走向中央:美國在中國抗戰初期外交視野中的轉變1937-1941》一書向讀者提供新的思考方向。

  此外,《從舞臺邊緣走向中央》嘗試把這段期間領袖人物的形象、個性、心理狀態、內心深處的盤算策劃等盡量予以呈現,舉凡蔣介石、孔祥熙、宋子文、陳光甫、胡適等人的私人檔案,日記等等,都提供讀者極大的啟示。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齊錫生


  臺灣東海大學畢業,美國芝加哥大學博士。1967年開始在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校區)教書,1990年到香港,參與香港科技大學建校工作並任教。教學研究興趣包括國際關係理論,美國外交,和中國近當代內政外交問題。年輕時業餘愛好包括做木工,修房子,修汽車,爬山,射擊等。老來還希望能夠學會彈鋼琴和說西班牙語。目前仍在做學生。
 
 

目錄

前言

第一章 摸索一個務實的對美外交政策
甲. 國民政府在開戰初期的作為
乙. 中美關係的發展和胡適的外交使命
丙. 中國早期戰事失利對內政和外交的影響
丁. 對於抗戰前途的展望
戊. 中國主動展開對美外交

第二章 胡適受命出任駐美大使
甲. 國民政府對美政策重點的具體化
乙. 政策成果的初步檢查
丙. 中立法和禁運事務
丁. 對於促進國際合作的努力
戊. 胡適對於中國堅持抗戰的貢獻

第三章 1937-1939年間胡適和陳光甫對中國對美政策的影響
甲. 胡適對中美關係的影響
乙. 陳光甫對於中美關係的影響

第四章 尋求一個新的對美政策──1939-1940年來自各方的壓力
甲. 國際環境的劇烈變化
乙. 國內情勢的加速惡化
丙. 中國對美國觀感的改變
丁. 中國逐漸摸索出一個新的對美政策

第五章 1940年以後外交作風的改變
甲. 宋子文任命的背景
乙. 宋子文使命的實質與權限
丙. 宋子文的新作風和新阻力

第六章 1940年下半年中美關係大幅擴展
甲. 促成重慶政府外交政策改變的背景和因素
乙. 中國對美外交實質上的擴張
丙. 越南和緬甸通道的關閉
丁. 中國爭取國際合作的努力:時機、動機和展望
戊. 蔣介石在1940年的感情世界

第七章 1941年:美國邁向中國外交舞臺中央
甲. 內外情勢
乙. 中美關係開始質變
丙. 蔣介石個人在對美外交關係上角色的轉變
丁. 宋子文推行「個人外交」的努力
戊. 1941年中國對美外交上的幾個里程碑
己. 對個人外交的評估
庚. 個人外交過程中的一個特殊案例

第八章 租借法案帶來的希望和失望
甲. 租借法案:一個嶄新的局面
乙. 中國政府如何應對租借法案
丙. 中國對陸軍武器的要求
丁. 中美差距的外在原因
戊. 派遣軍事代表團赴華
己. 太平洋戰爭前租借法案軍火援助的總檢討

第九章 最後的衝刺──中國政府在珍珠港事件中的努力
甲. 山雨欲來風滿樓
乙. 危機終於來臨
丙. 中國開始全方位處理危機
丁. 中國政府處理危機的評價
戊. 危機回顧

第十章 結論
甲. 中國決心抗戰和列強的反應
乙. 蔣介石在抗戰中的角色
丙. 中國的外交和外交官
丁. 中日戰爭的歷史評價
 
 

前言

  中國在1930和1940年代對日本的作戰,是中國近現代史上改變民族命運的轉捩點。當然,日本早在19世紀末期明治維新成功之後就迫不及待地參加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進行侵略,而且後來居上,成為掠奪中國土地和資源最兇狠的國家。從台灣的割讓開始,繼之占領東三省,再繼之在華北扶植地方政權,在這數十年中,無論是中國的中央政府或是地方政府,縱或有抵抗的意願,卻不能展示抵抗的效果。以致日本食髓知味,最終導致1937年7月7日的盧溝橋事變,中日兩國爆發全面性戰爭。

  八年抗戰是中華民族自從和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建立現代化外交關係以來,最根本性地改變了中國和西方的交往,也改變了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回顧在1937年盧溝橋事變前夕,中國依然是「半殖民地」。列強在中國瓜分土地(租界、勢力範圍),控制中國的各種資源(工、農、礦業),僭越和分割中國的行政權(包括海關、郵政、鐵路、內河航行、駐軍屯兵、經濟實業發展,乃至司法管轄等等)。其方法就是以不平等條約強加於中國,迫使後者屈服。

  但是到了1945年大戰結束時,中國的國家地位徹底改觀。列強廢除了一切不平等條約,中國在主權和治權上成為一個充分獨立自主的國家。更甚於此者,中國成為亞洲的領袖國,而日本則完全成為戰敗國。在戰後新建立的國際秩序裡,中國還成為世界四強之一,成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這一切發展不但將18世紀以來中國在和西方國家交往過程中所遭受的屈辱一掃而空,而且躍升為新世界的領袖,和維持世界和平發展的磐石。這真是一個驚天動地的蛻變。

  如眾所周知的,導致此項蛻變的最關鍵因素是,中國在珍珠港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立即和美國、英國和蘇聯結為全球性戰略盟友,對抗德國、日本和義大利的軸心國同盟。而其中特別具有決定性因素的是中國和美國的結盟。

  有關第二次世界大戰(1941-1945)的全局,太平洋戰區、中美同盟關係等重要課題,幾乎從大戰剛結束,就受到學術界高度重視,每隔數年就會有中外文佳作問世。本書作者在幾年前也做過一些梳理的努力。戰爭受重視的原因很簡單,因為它是西方列強一致參與的全球性大戰。

  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從盧溝橋事變(1937年7月)到珍珠港事件(1941年12月)長達53個月之間的中美關係,卻很少引起學術界關注。特別是在英文學術論著中,多則一筆帶過,少則隻字不提。造成學術上一大片空白。

  其實,就中美關係發展而論,抗戰前半段四年的外交來往,正是為後半段四年的同盟關係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使得太平洋戰爭爆發的第一天之內,美國政府不但極力邀約中國成為盟友,而且推崇中國是世界抵抗法西斯陣營的四個領袖國之一。

  然而在這53個月中,中美關係到底經歷了何種變化?特別是中國政府的對美外交政策的大課題:決策過程是什麼?由何人執行?中國的外交目的是什麼?談判的技巧如何?美方的反應是什麼?中國政府在這段時間內,總體的得失又當如何評價?何以在1937年7月盧溝橋戰事爆發時,美國政府認為事不關己,而到了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時,美國政府卻十萬火急地促請中國成為並肩作戰的盟友?

  以上這些問題,都值得學術界去進一步探討,因為它們對於了解中國外交策略的構思和中美外交關係的發展,都是不可或缺的努力。這也是本書希望達到的目的。

  在本書研究過程中,作者非常著意地使用原始檔案,除了參考堆積成山的官方檔案之外,還盡量把中美兩國關係人性化,而不是引用冷冰冰的官方文獻、文告或宣言。在國際關係政治學領域裡,學者們經常運用「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這個概念來解釋外交行為。認為「國家利益」是一個行之四海皆準的鑰匙,可以科學客觀地解釋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殊不知「國家利益」的界定因人而異。這在抗戰的前半段中美外交關係上極為明顯。因此本書嘗試把這些領袖人物的形象、個性、心理狀態、內心私處的盤算策劃盡量予以呈現。在這個努力中,舉凡蔣介石、孔祥熙、宋子文、陳光甫、胡適等人的私人檔案、日記等等,都給了作者極大的啟示。也不免影響到本書的寫作風格,和分析的理數。敬候讀者指教。

  本書的研究和寫作並非一氣呵成,而是經過相當歲月,其間或是由於教學責任,或是由於其他研究課題占了優先,所以雖然研究目標從未轉移,但是進度卻時快時慢。在這漫長時段裡,首先要感謝一些學術單位慷慨以經費或假期加以支援。它們包括美國北卡羅萊納大學(教堂山,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的研究金,香港科技大學(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的研究金和研究假期,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的研究金。它們出了錢之後多年都沒有看到成果,也沒有施加任何壓力,真是大度。而我個人遲遲依然能夠完成本書,也給我一種責任完成感。

  在這個漫長的研究歲月裡,讓我獲益最大的是幾個圖書館和典藏館的工作人員。他們無論是高層行政人員或是基層執行人員,都展現出高度的專業素養和樂意助人,使得我獲得完全滿意的服務品質和善意指點,大大提高了我使用資料的速度和效率。這些單位包括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善本書和手稿收藏館(Rare Book & Manuscript Library, Columbia University),台灣的國史館、台灣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和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沒有那些敬業和熱心的工作人員的指引和協助,本書大概難以問世。

  最後,在寫作和出版的過程中,作者也得到許多親朋好友的鼓勵。特別是陳永發教授看過稍早的全稿,林載爵先生協助審核全書各章,都只能在此誠摯致謝。
 

2017年8月19日 星期六

鋼和泰(Baron Alexander von Staёl-Holstein) 《鋼和泰學術年譜簡編》;Paul Demieville (戴密微)



以上是Ken Su兄指示:https://www.douban.com/photos/photo/2496603498/#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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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钢和泰男爵》,德国谢礼士著,1.4万字,阎纯德主编《汉学研究》第14集,学苑出版社2012年8月版。附錄2有最完整的中文相關報導
胡適可能翻譯 鋼和泰答葉先生



Paul Demieville (戴密微)《吐蕃僧諍記》

胡適日記全集 7: 1934-1939

 1934.4.5
 鋼和泰家吃飯
此事鬧得很大 而我們竟無所聞知
 參考Erik the Red's Land -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en.wikipedia.org/wiki/Erik_the_Red's_Land - 頁庫存檔 - 翻譯這個網頁
Norway and Denmark agreed to settle their dispute over Eastern Greenland at the 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 in 1933. Norway lost and after the ...





鋼和泰學術年譜簡編 北京:中華 2008
此書無索引
編排不佳
各年摘要與相關內容多重複
有錯誤/錯字
年譜應收入死後各學術單位的紀念專集/文章
鋼和泰論文似乎只有胡適和吳宓各翻譯一篇 可考慮收入
不過 有心人應作重要學人如楊聯陞等人的學術年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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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 6月8日 胡適日記
為 Baron Alexander von Staёl-Holstein 的"玄奘" 演講會當翻譯 :
胡適日記全集 , 第 2 卷 1915-1920

《鋼和泰學術年譜簡編》 只寫6月 不過 說明 北京大學日報 的稍後分兩天刊出 題目改為"玄奘與現代歷史研究" 不提胡適
這問題引出另外的問題
鋼和泰1910年的玄奘論文 和1920的北大演講 以及1923的英文論文 可能三文本都是不同語言的類似內容


《鋼和泰學術年譜簡編》不知道此篇發表於1923
音譯梵書與中國古音(The Phonetic Transcription of Sanskrit Works and Ancient Chinese Pronunciation), ( 鋼和泰著, 胡適譯 ,國學季刊, 1923年第一期 ) 胡先生的譯文
有兩"按" ,後一個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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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廿三(S.)  讀鋼先生的古印度史講義稿;其首論梵文一篇,甚有用;故隨筆記錄一點:
寡婦, 英文Widow 德Wittwe
   拉丁Vidua 俄Vdová  梵文為Vidhavā。vi為無, dhava為丈夫。  
又女兒,英daughter 希臘thygáter
   德tochter Slavonic—dŭšter   Lithuanian——dukter  梵文為dúhitr。itr表作者,duh為「取牛乳」。此如中文婦字從帚。 

 又梵文asmi為「我是」,希臘為eimi,Slavonic為yesm,而英文為am。疑最初為ěs加mi尾,輾轉變為am。
  
十八世紀以來,學者比較各種歐洲語言,得音韻轉變之律不少。例如梵文之bh當希臘之ph。又ç為希臘之k,當拉丁之c。又g當拉丁之v。
  
此種例於中文亦適用。例如「原」字,廣東客家言讀如ngien,安南讀ngüen,日本讀gen,朝鮮讀vön。最初大概是gvan or gven,諸地方言或存其g,或存其v。
  

十八世紀下半Sir William Jones指出梵文與希臘拉丁之種種類似處。一七九○[年],Johannes Wesdin始作梵文文法。一八○八[年],Schlegel始定 “Indo-Germanic”之名。
  印度-日耳曼語約可分七族:   
I. Aryan or Indo-Iranian Group:
a. Sanskrit and most of the modern l of n India b. Persian   
II. Greek Group:
Ionic東,Attic中,Doric西   
III. Italo-Celtic Group:
    Latin, Italian, Spanish, Portugese, French, Rumanian, etc.    Brittany,Wales, Scotland, Ireland之Celtic   
IV. Teutonic Group:
    Norwegian, Danish, Swedish, English   
V. Balto-Slavonic Group:
    a. Baltic—Old Prussian, Lettic, Lithuanian    b. Slavonic—Bulgarian, Servian, Russian, Czech, Polish   
VI. Albanian Group
   
VII. Armenian Group
  此七族之中,第六族文字最晚;然最古之希臘文字亦不過前八世紀,而梵文之Rigveda乃遠在前十五世紀,故最可貴。 

鋼和泰(Alexander von Stael-Holstein,1877-1937),漢學家,歷任彼得格勒大學助理梵文教授、北京大學梵文與宗教學教授、哈佛大學燕京學社教授並長期擔任哈佛-燕京學社駐燕京大學的中印研究所所長。他與當時國內外學術界交往甚廣,如著名漢學家高本漢、伯希和、戴密微等,與國內學者,如陳寅恪、胡適、趙元任、王雲五、湯用彤、吳宓等等更是交情深厚,在中國近現代學術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年譜主要利用哈佛燕京圖書館、哈佛大學圖書館藏鋼和泰往來書信及相關著述編制,絕大多數材料首次公開發表。

胡適的日記--閱讀札記 2 校勘資料

1937年3月16日的日記是鋼和泰小傳 (上午得知朋友/老師病故)
3/27 鋼和泰本家兄弟來訪 告訴1877年元旦生....


"學者如鋼和泰(Baror A. von Stael Holstein)、 胡適之先生與季羨林先生,則認為孫悟空的原型就是哈奴曼"

".......20世紀二三十年代流亡中國的愛沙尼亞男爵、印度學家鋼和泰(Baron Alexander von Staёl-Holstein)曾在北京建立了一個漢印研究所(The Sino-Indian Research Institute),寄希望於同時利用藏、漢、蒙等文字的佛教文獻,並借助在北京的藏、漢、蒙僧眾口傳的活的傳統來重構印度大乘佛教,彌補梵文佛典的缺 損給佛教學者帶來的缺憾。....."胡適、陳寅恪與鋼和泰

胡適著;姜義華編:〈鋼和泰論梵文與中國古音〉,《胡適學術文集-語言文字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226-230頁。 (本文是胡適的三篇日記,分別作於1921年9月22日,10月23日,1922年4月4日。標題是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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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和泰(Alexander von Stael-Holstein,1877年1937年),俄國男爵,漢學家、梵語學者。後寓居中國燕京,任教於北京大學,著名學者陳寅恪胡適都曾跟從鋼和泰學習梵文。

年表

出生於愛沙尼亞(Esthonia)的貴族家庭,父親奧古斯都·馮·鋼和泰男爵,母親卡特琳娜·馮·德爾帕荷倫。
少年即學習德語法語,而精通之。
1886年被送到愛沙尼亞小鎮珀瑙的高級文科中學讀書。
1896年柏林大學師從韋伯和葛爾德納,學習梵文波斯祆教古經。
1897年繼承爵位,任聖彼得堡大學助理梵文教授。
1917年帝俄被推翻之後,流亡中國
1918年1929年期間曾任教北京大學,寓居東交民巷,精通梵文藏文。據陳寅恪年譜長編引陳之後代回憶 陳每周六上午進城從他習梵文

[編輯] 參考書目

  • 王啟龍:《鋼和泰學術年譜簡編》,中華書局,2008年02月01日

高山杉:钢和泰年谱订误

- [ 轉為繁體網頁 ]2009年12月26日 ... 梵文学家钢和泰男爵(Baron Alexander von Staël-Holstein,1877—1937)与中国现代学术关系极深。他是梁启超、胡适和陈寅恪的朋友,是梵藏文专家黄树 ...



高山杉:钢和泰年谱订误,收入 高山杉《佛書料簡》杭州:浙江大學,2012,頁1-6

来自: 卓嘎Sitatārā(奇跡ってないの?) 2009-12-26 17:10:27



2017年8月18日 星期五

胡適、 丁文江:良朋久聚更艱難; 北戴河 2017



海外阿波羅網引述設址香港但已被阿里巴巴出資購買的南華早報罕見發布消息,指習近平今年根本沒有在北戴河召集新舊中共核心成員開會。不過此前不少媒體引述南華早報消息,肯定中國重要領導人已經聚集北戴河開會。

海外阿波羅網引述設址香港但已被阿里巴巴出資購買的南華早報罕見發布消息,指習近平今年根本沒有在北戴河召集新舊中共核心成員開會。不過此前不少媒體引述南華早報消息,肯定中國重要領導人已經聚集北戴河開會。
TRAD.CN.RFI.FR|作者:RFI 華語 -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





取自:                                             
胡適其他詩作      1..   2..   3..    4..   5(其他)    博士多情
http://www.booksloverhk.com/poetrecent29d.htm

丁文江是留英學生,他在地質調查所工作,兼在北京高等師範教書。胡適一人在北京,認識丁文江後,經常到他家。在丁文江眼裏,胡適是該操心的小弟弟 ,因為胡適比他小四歲,胡適對此很是感動。1920年3月,胡適的嘗試集剛出版,丁文江見胡適飲酒太多,從胡適的嘗試集裏的朋友篇裏摘出幾句詩,請梁啟超題寫在扇子上送給胡適 ,其詩云:
少年恨污俗,反與污俗偶。自視六尺軀,不值一杯酒。倘非朋友力,吾醉死已久。。。。。。。
丁文江死後,胡適寫文章說:他認識我不久之後,有一次他看見我喝醉了酒,他十分不放心,不但勸我戒酒,還從嘗試集挑了我的幾句戒酒詩,請任公先生寫在扇子上送給我。
 

1924年的7月,病中的胡適應丁文江夫婦邀請到北戴河居住了一個月。初夏,丁文江租了一所避暑的房子,給胡適留了一間。這裏房間背山面海,風景迷人,一邊亨受海風 ,一邊考據歷史,是一大享受。 在北戴河,胡適寫了一首  鵲橋仙 - 七夕:
疏星幾點,銀河淡淡。新月遙遙相照。雙星仍舊隔銀河,難道是相逢嫌早。   不須蛛盒,不須瓜果,不用深深私禱。學他一歲一相逢,那便是天孫奇巧。
"學他一歲一相逢",說明胡適很愉快,希望一年一次,到此避暑。

在胡適眼裏,丁文江是個科學家,但他也很有文學天才,古文和白話文都寫得很好,他寫的英文可算是中國人之中的第一把手。 1931年8月初,丁文江和夫人史久元到秦皇島消夏,邀請胡適去,并寄來兩首懷念胡適的絕句:
記得當年來此山,蓬峰滴翠沃朱顏。而今相見應相問,未老如何鬢已斑。峰頭各采山花戴,海上同看明月生。此樂如今七寒暑,問君何日踐新盟。
8月5日,胡適吟詩(答丁在君):
頗悔三年不看山,遂教故紙老朱顏。只須留得童心在,莫問鬢毛斑未斑。
次日,胡適帶着兒子祖望到秦皇島消夏。 8月12日,丁文江沒有買到帽子,很着急,胡適寫(先生買帽)小詩打趣說:
買到東來買到西,偏偏大小不相宜。先生只好回家去,晒壞當頭一片皮。
胡適在詩後說: 丁先生最怕禿頭,今天帽子壞了,買不着帽子,急得不得了。
在沙灘上,丁文江赤脚走,祖望(胡適兒子)問父親:丁伯伯為甚麽叫"赤脚大仙","丁伯伯喜歡光脚啊"胡適說。其實丁文江是為了治病 。 海邊的沙灘上,有富人溜狗留下一堆一堆狗糞,丁文江嘴裏啣着雪笳烟,用赤脚指着,問祖望:"這是甚麽?"。"狗屎"祖望說。 丁文江說: "這是仙人留下靈丹,服之可登仙"。 "你吃!你吃!"祖望叫道。 胡適聽了哈哈大笑。 他事後吟詩(恭頌赤脚大仙)記下此事:
欲上先生號,"神仙未入流"。地行專赤脚,日下怕光頭。吐納哼哼響,靈丹處處丟。看他施法寶 ,嘴裏雪茄抽。
晚上,胡適想到日間和丁文江的談天對話,寫詩(在秦皇島,與丁在君同住):
夜坐聽潮聲,天地一般昏黑。只有潮頭打岸,湧起一層銀白。忽然海上放微光,好像月冲雲破。一點___兩點___是漁船燈火。

這次暑假後,發生了九。一八事件。 8月17日,胡適帶着祖望回北京。分別前,丁文江用元微之贈白香山詩原韻寫二詩送胡適:
留君至再君休怪,十日流連別更難。從此聽濤深夜坐,海天漠漠不成歡。逢君每覺青來眼,顧我而今白到鬚。此別原知旬日事,小兒女態未能無。
1931年,胡適回北平後,步丁文江原韻寫了(答和在君): 二首其一
亂世偷閒非易事,良朋久聚更艱難。高談低唱聽濤坐,六七年來無此歡。
附1932年丁文江將自己在野外寫的詩,請胡適用毛筆抄寫,送老友林斐成:
不妨忙裏且偷閒,千畝林園兩座山。筑室峰頭三百尺,愛從高處看人間。絕壁懸崖別有天,俗塵飛不到岩邊。故都勝事誇三海,那抵山中一勺泉。

功不唐捐:《贈與今年的大學畢業生1932》No effort is ever in vain/Worth, Work, Word


不過我想起胡適之解釋過的:「……古人說的『功不唐捐』(『唐』是古白話的『空』,『捐』是廢『棄』)(No effort is ever in vain.)的意思,…….195131日胡適致陳重甫。轉引自吳相湘著《近代人和事》台北:三民,頁110-11,認為這主題還不錯,可以作為「2010年紀念戴明研討會/講座」的一場演講。

系統與變異: 淵博知識與理想設計法 (2010)

"I lived not in vain" is the motto of College of the Week, St Hil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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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 立功 立言--- 胡適先生譯為 : Worth, Work, Word


梁實秋:
先生在學術方面有很大部分精力用在《水經注》的研究上。在北平時他曾經打開他的書櫥,向我展示其中用硬紙夾著的稿子,凡數十夾,都是《水經注》研究。他很得意的向我指指點點;這是趙一清的說法,這是全祖望的說法,最後是他自己的說法,說得頭頭是道。
    我對《水經注》沒有興趣,更無研究,聽了先生的話,覺得他真是用功讀書肯用思想。我乘間向他提起:“先生青年寫《廬山遊記》,考證一個和尚的墓碑,寫了八千多字,登在《新月》上,還另印成一個小冊,引起常燕生先生一篇批評,他說先生近于玩物喪志,如今這樣的研究《水經注》,是否值得?”先生說:“不然。我是提示一個治學的方法。前人著書立說,我們應該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冤枉者為之辨誣作偽者為之揭露。我花了這麼多力氣,如果能為後人指示一個作學問的方法,不算是白費。”先生引用佛書上常用的一句話“功不唐捐”,沒有功夫是白費的。我私下裏想,功夫固然不算白費,但是像先生這樣一個人,用這麼多功夫,做這樣的工作,對於預期可能得到的效果,是否成比例,似不無疑問,不止我一個人有這樣的想法。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央日報》副刊1960.12.27登了一首康華先生的詩,題目是《南港,午夜不能成寐,有懷胡適之先生》,


這些都將成生命成長的養分




下面的說法可能是搞錯了:

凡事多一小步──功不唐捐 王正芬

  胡適先生的書桌上放著「功不唐捐」四個字,他告訴文學家陳之藩說:「這幾個字是梁實秋梁老送給我的。當時,我在推動新白話文運動,遭遇社會各界極多的阻力,梁老告訴我凡事只要『下功夫(功)就不會(不)白白的(唐)浪費掉(捐)』,……因為經過一段時間就會發現,原來只要用心的投入參與過這些奮鬥過程,不管結果是成功或失敗,一定會有很深刻的生命經驗烙印在裡面,好與壞都會增長我們處事的智慧、毅力與韌性!」    之後,胡適先生也總以此來勉勵各界。他認為大家應該將「功不唐捐」視為一種信念,他強調:「沒有一點努力是會白白地丟了的。在我們看不見想不到的時候,在我們看不見想不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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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評畢業後兩種墮落方式:拋棄人生追求、拋棄求知欲
「雙學三子」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主席羅冠聰及學聯前秘書長周永康因重奪「公民廣場」事件覆核案分別被判囚六至八個月,引起社會激烈爭辯。學生應該以甚麼心態去投身社會呢?

一生提倡自由主義的大師胡適胡1932年在《獨立評論》(第七號)文中提到要警惕畢業後通常出現的兩種墮落方式,在八十年後讀來仍很有啟示。以下為文章節錄:

第一是容易拋棄學生時代的求知識的欲望。你們到了實際社會裏,往往所用非所學,往往所學全無用處,往往可以完全用不着學問,而一樣可以胡亂混飯吃,混官做。在這種環境裏,即使向來抱有求知識學問的決心的人,也不免心灰意懶,把求知的欲望漸漸冷淡下去。況且學問是要有相當的設備的;書籍,試驗室,師友的切磋指導,閒暇的工夫,都不是一個平常要餬口養家的人所能容易辦到的。沒有做學問的環境,又誰能怪我們拋棄學問呢?
第二是容易拋棄學生時代的理想的人生的追求。少年人初次與冷酷的社會接觸,容易感覺理想與事實相去太遠,容易發生悲觀和失望。多年懷抱的人生理想,改造的熱誠,奮鬥的勇氣,到此時候,好像全不是那麼一回事。渺小的個人在那強烈的社會爐火裏,往往經不起長時期的烤煉就熔化了,一點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滅了。抱着改造社會的夢想而來,往往是棄甲曳兵而走,或者做了惡勢力的俘虜。
你在那俘虜牢獄裏,回想那少年氣壯時代的種種理想主義,好像都成了自誤誤人的迷夢!從此以後,你就甘心放棄理想人生的追求,甘心做現成社會的順民了。

胡適致畢業生:功不唐捐

原載1932年7月3日《獨立評論》第7號,


 在1932年7月3日出版的《獨立評論》上,有一篇胡適的文章,標題是《贈與今年的大學畢業生》。當時,距「九一八事變」還不到一年,乃「國難最緊急的年頭」,於是畢業生們「要撐起自己的肩膀來挑他們自己的擔子了」。

  胡適認為,青年們離開校園以後,一是容易拋棄學生時代的求知慾望,二是容易拋棄學生時代的理想和追求。

  胡適提出三種「防身的藥方」,勸大家試試。第一個「藥方」是「尋一兩個值得研究的問題」去研究。為什麼要研究一兩個問題呢?因為「問題是知識學問的老祖宗」,古往今來一切知識,都是因為要解決問題而產生的。同學們在離開學校以後,如果沒有一兩個問題在腦子裡盤旋,就很難保持追求學問的熱情。相反,「如果你有了一個真有趣的問題天天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誘你去解決他,天天對你挑釁笑你無可奈何他,——這時候,你就會同戀愛一個女子發了瘋一樣,坐也坐不下,睡也睡不安,沒工夫也得偷出工夫去陪她,沒錢也得撙衣節食去巴結她。沒有書,你自會變賣傢俬去買書;沒有儀器,你自會典押衣服去置辦儀器;沒有師友,你自會不遠千里去尋師訪友。」從這些話裡可以看出胡適在深刻中不乏幽默。

第二個「藥方」是「多發展一點非職業的興趣」。胡適指出,離開學校以後,大家都要找一個「吃飯的職業」。如果這個職業與你的興趣愛好相距甚遠,那麼所謂「工作就往往成了苦工」。所以,為餬口而從事某種違背個人興趣的工作,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在這種情況下,「最好的救濟方法只有多多發展職業以外的正當興趣與活動。」這樣一來,你在業餘時間所幹的事情就特別重要。胡適還說:一個人的前途往往取決於他對業餘時間的利用。如果在業餘時間去打麻將,那就可能成為一個賭徒;如果在業餘時間為社會服務,那就會成為一個社會改革者;如果在業餘時間研究歷史,那就會成為一個歷史學家。

  第三個「藥方」是要有一點信心。當時的環境,用胡適的話說,「眼中所見,耳中的聞,無非是叫我們悲觀失望」,但是他認為,這也正是要培養信心的時候。他說,佛典裡有一句話叫「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丟掉的意思,因此我們也應該有「功不唐捐」的自信。仔細閱讀胡適的著述,經常會看到「功不唐捐」四個字。這與他「自古成功在嘗試」的理念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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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兩個星期裡,各地的大學都有畢業的班次,都有得多的畢業生離開學校去開始他們的成人事業。學生的生活是一種享有特殊優待的生活,不劣稚一點,不臉吵鬧鬧,社會都能縱容他們,不肯嚴格的要他們負行為的責任。現在他們要撐起自己的肩膀來挑他們自己的擔子了。在這個國難最緊急的年頭,他們的擔子真不輕!我們祝他們的成功,同時也不忍不依據自己的經驗,贈他們幾句送行的贈言,–-雖未必是救命毫毛,也許做個防身的錦囊罷! 你們畢業之後,可走的路不出這幾條:絕少數的人還可以在國內或國外的研究院繼續做學術研究;少數的人可以尋著相當的職業;此外還有做官,辦黨,革命三條路;此外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業親居了。走其餘幾條路的人,都不能沒有墮落的危險。墮落的方式很多,總括起來,約有這兩大類: 第一是容易拋棄學生時代求知識的慾望。你們到了實際社會裡,往往學非所用,往往所學全無用處,往往可認完全用不著學問,而一樣可認胡亂混飯吃,混官吃。在這種環境裡即使向來抱有求知識學問的人,也不免心灰意懶,把求知的慾望漸漸冷淡下去。況且學問是要有相當的設備的;書籍,實驗室,師友的切磋指導,閒暇的工夫,都不是一個平常要糊口養家的人的能容易辦到的。沒有做學問的環境,又誰能怪我們拋棄學問呢?

第二是容易拋棄學生時代理想的人生的追求。少年人初次和冷酷的社會接觸,容易感覺理想與事實相去太遠,容易發生悲觀和失望。多年懷抱的人生理想,改造的熱誠,奮鬥的勇氣,到此時候,好像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了。渺小的個人在那強烈的社會爐火裡,往往經不起長時期的烤煉就熔化了,一點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滅了。抱著改造社會的夢想而來,往往是棄甲拋兵而走,或者做了惡勢的俘虜。你在那牢獄裡,回想那少年氣壯時代的種種理想主義,好像都成了自誤誤人的迷夢!從此以後,你就甘心放棄理想人生的追求,甘心做現在社會的順民了。要防禦這兩方面的墮落,一面要保持我們求知識的慾望,一面要保持我們對人生的追求。

有什麼好方法子呢?依我個人的觀察和經驗,有三種防身的藥方是值得一試的。

第一個方子只有一句話:“總得時時尋一兩個值得研究的問題!”問題是知識學問的老祖宗;古往今來一切知識的產生與積聚,都是因為要解答問題,–要解答實用上的困難和理論上的疑難。所謂“為知識而求知識”,其實也只是一種好奇心追求某種問題的解答,不過因為那種問題的性質不必是直接應用的,人們就覺得這是無所謂的求知識了。

我們出學校之後,離開了做學問的環境,如果沒有一二個值得解答的問題在腦子裡盤旋,就很難保持求學問的熱心。可是,如果你有了一個真有趣的問題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誘你去解決他,天天對你挑釁你無可奈何他,–-這時候,你就會同戀愛一個女子發了瘋一樣,坐也坐不下,睡也睡不安,沒工夫也得偷出工夫去陪她,沒錢也得縮衣節食去巴結她。沒有書,你自會變賣家私去買書;沒有儀器,你自會典押衣物去置辦儀器;沒有師友,你自會不遠千里去尋師訪友。你只要有疑難問題來逼你時時用腦子,你自然會保持發展你對學問的興趣,即使在最貧乏的知識中,你也會慢慢的聚起一個小圖書館來,或者設置起一所小試驗室來。所以我說,第一要尋問題。腦子裡沒有問題之日,就是你知識生活壽終正寢之時!古人說,“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試想伽利略(GALIEO)和牛頓(NEWTON)有多少藏書?有多少儀器?他們不過是有問題而己。有了問題而後他們自會造出儀器來解決他們的問題。沒有問題的人們,關在圖書館裡也不會用書,鎖在試驗室裡也不會有什麼發現。

第二個方子也只有一句話:“總得多發展一點非職業的興趣”,離開學校之後,大家總是尋個吃飯的職業。可是你尋得的職業未必就是你所學的,未必是你所心喜的,或者是你所學的而和你性情不相近的。在這種情況之下,工作往往成了苦工,就感覺不到興趣了。為糊口而做那種非“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工作,就很難保持求知的興趣和生活的理想主義。最好的救濟方法只有多多發展職業以外的正當興趣與活動。

一個人應該有他的職業,也應該有他非職業的玩藝兒,可以叫做業餘活動。往往他的業餘活動比他的職業還更重要,因為一個人成就怎樣,往往靠他怎樣利用他的閒暇時間。他用他的閒暇來打麻將,他就成了個賭徒;你用你的閒暇來做社會服務,你也許成個社會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閒暇去研究歷史,你也​​許成個史學家。你的閒暇往往定你的終身。英國十九世紀的兩個哲人,彌兒(J S MILL)終身做東印度公司的秘書,然而他的業餘工作使他在哲學上,經濟學上,政治思想史上都佔一個很高的位置;斯賓塞(SPENCER)是一個測量工程師,然而他的業餘工作使他成為前世紀晚期世界思想界的一個重鎮。古來成大學問的人,幾乎沒有一個不善用他的閒暇時間的。特別在這個組織不健全的中國社會,職業不容易適合我們的性情,我們要想生活不苦痛不墮落,只有多方發展。

有了這種心愛的玩藝,你就做六個鐘頭抹桌子工作也不會感覺煩悶了,因為你知道,抹了六個鐘的桌子之後,你可以回家做你的化學研究,或畫完你的大幅山水,或寫你的小說戲曲,或繼續你的歷史考據,或做你的社會改革事業。你有了這種稱心如意的活動,生活就不枯寂了,精神也就不會煩悶了。

第三個方法也只有一句話:“你得有一點信心。”我們生當這個不幸的時代,眼中所見,耳中所聞,無非是叫我們悲觀失望的。特別是在這個年頭畢業的你們,眼見自己的國家民族沉淪到這步田地,眼看世界只是強權的世界,望極天邊好像看不見一線的光明–在這個年頭不發狂自殺,已算是萬幸了,怎麼還能夠保持一點內心的鎮定和理想的信任呢?我要對你們說:這時候正是我們要培養我們的信心的時候!只要我們有信心,我們還有救。

古人說:“信心(FAITH)可以移山。” 又說:“只要工夫深,生鐵磨成繡花針。”你不信嗎?當拿破崙的軍隊征服普魯士,佔據柏林的時候,有一位教授叫做費希特(FICHTE)的,天天在講堂勸他的國人要有信心,要信仰他們的民族是有世界的特殊使命的,是必定要復興的。費希特死的時候,誰也不能預料德意志統一帝國何時可以實現。然而不滿五十年,新的統一的德意志帝國居然實現了。

一個國家的強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鐵律的。我們今日所受的苦痛和恥辱,都只是過去種種惡因種下的惡果。我們要收穫將來的善果,必須努力種現在新因。一粒一粒的種,必有滿倉滿屋的收,這是我們今日應有的信心。我們要深信:今日的失敗,都由於過去的不努力。我們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將來的大收成。

佛典裡有一句話:“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的丟了。我們也應該說:“功不唐捐!”沒有一點努力是會白白的丟了的。在我們看不見想不到的時候,在我們看不見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種子早已生根發葉開花結果了!你不信嗎?法國被普魯士打敗之後,割了兩省地,賠了五十萬萬法朗的賠款。這時候有一位刻苦的科學家巴斯德(PASTEUR)終日埋頭在他的化學試驗室裡做他的化學試驗和微菌學研究。他是一個最愛國的人然而他深信只有科學可以救國。他用一生的精力證明了三個科學問題:(1)每一種發酵作用都是由於一種微菌的發展;(2)每一種傳染病都是一種微菌在生物體內的發展; (3)傳染病的微菌,在特殊的培養之下可以減輕毒力,使他們從病菌變成防病的藥苗。

這三個問題在表面上似乎都和救國大事業沒有多大關係。然而從第一個問題的證明,巴斯德定出做醋釀酒的新法,使全國的酒醋業每年減除極大的損失。從第二個問題的證明巴斯德教全國的蠶絲業怎樣選種防病,教全國的畜牧農家怎樣防止牛羊瘟疫,又教全世界怎樣注重消毒以減少外科手術的死亡率。從第三個問題的證明,巴斯德發明了牲畜的脾熱瘟的療治藥苗,每年替法國農家減除了二千萬法朗的大損失;又發明了瘋狗咬毒的治療法,救濟了無數的生命。所以英國的科學家赫胥黎(HUXLEY)在皇家學會裡稱頌巴斯德的功績道:“法國給了德國五十萬萬法朗的賠款,巴斯德先生一個人研究科學的成就足夠還清這一筆賠款了。” 巴斯德對於科學有絕大的信心,所以他在國家蒙奇辱大難的時候,終不肯拋棄他的顯微鏡與試驗室。他絕不想他有顯微鏡底下能償還五十萬萬法朗的賠款,然而在他看不見想不到的時候,他已收穫了科學救國的奇蹟了。

朋友們,在你最悲觀失望的時候,那正是你必須鼓起堅強的信心的時候。你要深信:天下沒有白費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

2017年8月16日 星期三

the Arts Quad, 1920s.(Cornell University) ;胡先生應該不知道The Karnak Temple Complex, taken in 1914


As we prepare to welcome students back to campus, a #TBT look at the Arts Quad, 1920s. Photo from 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y - Rare and Manuscript Collections #CornellWel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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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graph of the temple complex taken in 1914 - 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y

The Karnak Temple Complex, commonly known as Karnak(/ˈkɑːr.næk/[1]), comprises a vast mix of decayed temples, chapels, pylons, and other building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Karnak

顧孟餘(顧書貽/夢漁);黃克武:〈顧孟餘與香港第三勢力的興衰(1949-1953)〉





 
……兄只知「努力」,不知「養力」,一犯此病,則其他之病皆相伴而來。……
顧孟餘致胡適 1923.6.9
 
養力保養、增強精力。《司馬法·定爵》:“變嫌推疑,養力索巧。” 唐 周賀 《休糧僧》詩:“養力時行道,聞鐘不上堂。”《紅樓夢》第七五回:“漸次以歇肩養力為由,晚間或抹骨牌。”

胡適致 顧孟餘約190-22: 夢漁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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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東美先生演講集 (台北:黎明 1978)的
"段錫朋(書貽)先生紀念談話中
有兩段: 書貽推崇顧孟餘與陳獨秀
中大學生瘋狂崇拜顧校長

顧孟餘先生對每位教授的評價方式是: 訪問過去十年畢業生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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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孟餘
顧孟餘

任期
1948年5月31日1948年6月22日
前任 首任
行憲前:王雲五
繼任 張厲生

出生 1888年
大清帝國 大清帝國直隸省宛平縣
逝世 1972年6月
中華民國臺北市
政黨 中國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
學歷
經歷
  • 國立廣東大學校長
    (1925年11月-1926年6月)
  • 國立中山大學管理委會副委員長
    (1926年-)
  • 國民政府)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
    (1927年-)
  • (國民政府)國民政府委員
    (1927年-)
  • (國民政府)財政委員會委員 
    (1931年-1932年)
  • (國民政府)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
    (1932年-1933年)
  • (國民政府)鐵道部部長
    (1932年-1935年)
  • (國民政府)交通部部長
    (1935年-1937年)
  • 國立中央大學校長
    (1941年7月-1943年2月)
  • 行政院副院長
    (1948年5月31日-1948年6月22日)
  • 總統府資政
    (1948年-1971年6月)

顧孟餘(1888年-1972年6月),原名顧兆熊,原籍浙江上虞縣光緒十四年(1888年)出生於中國直隸省宛平縣中華民國政治人物與教育家,曾擔任國民政府鐵道部部長、交通部部長等職。
曾留學德國,畢業於柏林大學。第二任國立中山大學校長,並於1941年1943年間擔任國立中央大學(第六任)校長。中華民國後,擔任第一任的行政院副院長
1949年定居香港,創辦《火道》雜誌,後定居美國加州柏克萊,並受聘為總統府資政1969年台灣定居,1972年6月病逝於台北

[編輯] 外部連結

官銜
中華民國行政院
首任
行憲前:王雲五
行政院副院長
第一任
1948年5月31日 - 1948年6月22日
繼任:
張厲生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
前任:
陳公博
國民政府鐵道部部長
第四任
1932年 - 1935年
繼任:
張嘉璈
前任:
俞飛鵬代理
(正任:朱家驊
國民政府交通部部長
第三任
1935年 - 1937年
繼任:
俞飛鵬
教育職務
學術機關職務
國立中山大學
前任:
鄒魯
國立廣東大學校長
第二任
1925年11月 - 1926年6月
繼任:
陳公博代理
之後代理:禇民誼經亨頤
(下一正任:戴傳賢
國立中央大學
前任:
羅家倫
國立中央大學校長
第六任
1941年7月 - 1943年2月
繼任:
蔣中正
16个分类: 1888年出生 | 1972年逝世 | 中華民國總統府資政 | 中華民國行政院副院長 | 中華民國政治人物 | 中華民國大陸時期政治人物 | 中國國





顾孟余_百度百科


 中央执行委员,后任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1936-1937年任交通部长。

编辑本段人物生平

1928年

1928年夏,他与汪精卫陈公博等在上海集会,成立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史称“改组派”。他负责宣传工作,主办《前进》杂志,攻击蒋介石独裁统治,打着三民主义和恢复十三年改组精神的旗帜,与蒋介石争夺国民党领导权,1929年3月蒋介石一手操纵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给予他开除党籍三年的处分。其后,多次参与“改组派”举行的反蒋斗争。

1930年

1930年8月,出席国民党阎(锡山)、冯(玉祥)、桂(李宗仁)系及西山派、改组派等反蒋派系联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为宣传部秘书主任。

1931年

1931年10月,国民党中常会作出决议,恢复自二届四中全会后因政治问题被开除党籍者的党籍,顾孟余的党籍亦随之恢复。此后至1935年,顾孟余先后任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铁道部长、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等职。   抗战期间,汪精卫、陈公博投敌叛变,顾孟余力劝无效
  顾孟余故居
顾孟余故居
即由香港重庆与之分道扬镳。

1941年—1942年

其时适逢1941年6月中大校长罗家伦辞职获准,据其自称的原因是经费拮据,在宁是每年172万元,到渝后学生增加3倍,物价涨了10倍,经费只有166万了,其实他秉公办学,得罪了国民党党政要人,攻讦日甚所致。   在陈布雷的推荐下,顾孟余于1941年7月被任命为国立中央大学校长,他上任后即聘童冠贤为教务长,张庆桢为训导长、王书林为总务长,陈章兼图书馆长,并即筹款兴建大礼堂,于1942年4月竣工。顾孟余在教育行政的管理上比较宽容,全校的师生对他较少恶感。

1943年—1949年

历来中央大学校长都是特任官,他又一向为部长以上的特任官,但到中央大学时降为简任官,因而比较消沉。1943年初蒋介石在中央训练团开会,要重庆各大 学的校长集会,他却派训导长出席,蒋对中央大学有所责备,他闻之忿然辞职。蒋介石亲自出面两次慰留未果,学生因闻CC派吴南轩将来校继任,即以1500人游行挽留,接着听说教育部长陈立夫将亲自出任中央大学校长,于是又出现了“驱吴拒陈”风波,结果2月召开的行政院第60次会议批准他辞职,并决定行政院长蒋介石兼任中大校长,风波始告平息。   抗战胜利后,顾孟余被任命为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他拒不就职。   1949年顾孟余定居香港,在香港创办《火道》杂志,后定居美国加州伯克来,并受聘为国民政府“总统府”资政。

1969年—1972年(病逝)

1969年返台湾定居,1972年6月病逝于台北。

顾孟余故居

位于黑芝麻胡同13号,东邻南锣鼓巷,西近南下洼子胡同,南依沙井胡同,北靠前鼓楼苑胡同。
  顾孟余的故居
顾孟余的故居
此院原为一座带花园的建筑组群,东西四路,南北五进。东部为花园,西部是住宅。该宅为清光绪时任四川总督、刑部尚书奎俊之宅,民国时为外交总长顾孟余居住。   宅院建在高台之上,七级台阶上为广亮大门一间,硬山合瓦清水脊,汉白玉石圆门墩。门前有一字影 壁,上马石一对。门内也有一字影壁,西侧屏门通西路一进院,倒座房九间,亦为硬山合瓦清水脊屋面。北有八间过道房,通过门道进二进院,有一殿一卷式垂花门 将二、三进院分隔。三进院正房三间,前出廊,两侧各带耳房一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均为硬山合瓦过垄脊屋面。抄手游廊将院内各房连接,廊子上带倒挂楣子,下 有坐凳。院门东侧为东路院,一进院有倒座房五间,一殿一卷式垂花门,前有一对抱鼓石。门内正房三间,两侧耳房各一间,东西厢房各三间,抄手游廊将各房连 接,屋面均为硬山合瓦过垄脊。正房东北角廊之东墙处,原有屏门可通往东部的花园。东西两院的过道现在添建有房舍。   该院特色是房屋之檐柱、廊子之廊柱尺寸粗大超过清《工部工程则例》规定。院落形制完整,尤其是院内砖、石、木雕精细,独具特色。此宅院东部原为大面积花园,有假山、树木及亭榭、轩室、月牙河等,现已拆除殆尽,作为小学校舍使用。   此宅于1986年1月21日公布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现为单位宿舍。

顾孟余其人其事

民国史上,顾孟余是一个颇有传奇色彩的人物。顾祖籍浙江上虞,1 8 8 8年生于河北宛平(今属北京),1 9 O 3年进京师大学堂求学,专修德语和法国文学。l 9 o 6年,顾以译学馆生遴选赴德留学,先后在莱比锡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电学和政治经济学。留德第一学期,顾孟余加入中国同盟会。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任教育总长,邀顾任司长,顾未就。袁世凯篡权后,蔡元培愤而辞职 赴德,顾竟与之同行。1 9 l 3年“二次革命"起,颐回国参与其事。革命失败,顾遂密处上海。l 9 1 4年,德国西门子公司聘顾为北京分公司工程师,顾得居北京,与革命党人暗通讯息。此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德文系主任、经济系主任及连任教务长数年。   顾孟余博学多才,颇受北大师生爱戴。他在北大期间,曾以教务长的身份先后主持为美国哲学家杜威 和英国哲学家罗素授博士学位。在典礼发表演讲词时,顾孟余先讲一遍中文,再讲一遍英文,接着又讲—遍法文和德文。其措词、发音,隽雅、准确,听者无不钦 佩。所以每逢顾老师上课,都是座无虚席,一定要安排在北河沿北大第三院的大教室才容纳得下。来听讲的,除本系选课学生外,其他多系的学生都有,甚至还有许 多校外人士也来“揩油"旁听。   当时主长北大的蔡元培,积极倡导“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学术思想,使北大一举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作为教务长的顾孟余,参与运筹帷幄,功不可没。此间,顾还积极为《新青年》撰稿。   1 9 2 4年,顾孟余参加了与国民党有联系的“中山主义实践社",以后在李大钊等主持下的国民党北方区委工作。李在给孙中山荐贤名单中,顾孟余名列榜首。1 9 2 5年,顾应广州国民政府之邀,先后出任广东大学校长、中山大学副校长。翌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顾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北伐军攻克武昌后,广州国民政府随迁,顾孟余地位日显,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 员、国民政府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要职于一身。当时,蒋介石与通晓德文的苏联顾问鲍罗廷的重要谈话均由顾翻译。鲍氏离华返苏后,丹麦驻苏大使一次与鲍对 话,问鲍在中国多年,有哪些政治人物值得推崇?鲍答:第一是顾孟余,其次是胡汉民,第三是李石曾。   1 9 2 7年,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分共”,顾是积极参与者。1 9 2 8年,顾与陈公博、王乐平等组织“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行反蒋活动,被蒋“永远开除党籍” 、“明令通缉"。当时汪精卫领导的武汉政府一度发表顾为教育部长,未就。 l 9 3 1年,宁粤合作,顾当选为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再度与蒋介石合作。1 9 3 2年3月,顾被任命为铁道部部长。1 9 3 5年l 1月,任国民党中央第五届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交通部部长。1 9 3 6年7月,任最高国防会议成员。l 9 3 8年6月,任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 o月,继邵力子再度出任中央宣传部部长。   顾孟余从政后,先为胡汉民和蒋介石所器重,后与汪精卫关系密切。汪精卫公开发表《艳电》前曾征求顾的意见,顾与汪决裂,投奔战时首都重庆。   1 9 4 1年7月,顾继罗家伦出任中央大学校长。1 9 4 8年5月,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院长,邀请闲居的顾孟余入阁,顾未就。次年3月,李宗仁任代总统,再邀顾接替孙科任行政院院长,顾又未就。   嗣后,顾一度与李宗仁、张发奎等人组织所谓国共之外“第三势力”的“自由民主大同盟"、“自由民主战斗同盟",创办《大道》、《中国之声》杂志,终未能成气候而告退。不久,经日本赴美国定居,后病逝于台北。   纵观顾氏一生,就职离职,既不发表《通电》,也不公开演说,更未印行过《言论集》、《演讲 集》,仿佛是…个忽隐忽现、忽进忽退的影子。顾病逝后,史学家钱穆评论他是“能隐的人物。这位“能隐的人物”长期身居高官要职,却温厚谦和,连平时吃饭也 不要“佣人添,更不要佣人站在旁边。下面叙述的就是他任铁道部部长和中央大学校长之际的几个清廉自守小故事。   旧中国的铁路建设既缓艮又曲折,管理也是混乱不堪。顾氏接任铁道部部长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 和改革。一是按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改进铁路管理和增加铁路设备,包括:整顿全国铁路货运、客运秩序,统一标准;提倡铁路、公路联运;加强对各铁路局职工的统计、管理、限制、增加新职工名额;在各铁路局设总稽核,严格稽核各铁路局收支款项和现金管理;抽换重钢轨,加固钢桥,抽换枕木,增设电线;增加站场设备; 向德国借款,发行铁路建设公债,以筹集筑路基金等等。以上举措,在不长的时间均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国有铁路营业收入增加,支出减少;铁路设备得到改善,客 车和货车速度加快;粤汉铁路贯通;陇海线潼关至西安段通车、西安至咸阳段建成;浙赣线金玉段、玉南段通车;连云港筑港工程竣工;苏嘉铁路和钱江大桥开工等 等。   二是不遗余力培植、提携人才。顾任职期间,曾派许多青年出国深造,曾任顾孟余主任秘书的陈伯 君,几十年后向友人谈及顾部长这样一件事:“当时两路(京沪、津浦)有一笔钱送部长,可以特支项下开支。顾先生交卸铁道部长时,未拿一文钱,但他却用这笔 钱培植人才,送了许多铁道部的人出国深造。"   顾孟余对实有才干的人,即使未曾谋面,也会畀予重任。他任铁道部长之际,华北局势恶化,沿海地 区恐亦将不守,修通粤汉铁路成为当务之急。连贯粤、湘、鄂三省的粤汉铁路自 9 o 1年开始修筑,历经3 o年,仅完成广州至韶关段、武汉至株州段,而韶关至株州约4 9 0公里,因经费短缺一直未能修通。顾接任后几番交涉,终于将英国退还我国的庚子赔款4 5 0万英镑争取到粤汉路。   顾打听到:正在主持修筑陇海铁路的工程师凌鸿勋,是我国屈指可数的铁路专家。尽管顾与凌从未谋面,仍不拘一格,于l 9 3 2年9月任命凌为粤汉铁路株韶路工程局局长兼总工程师。   凌鸿勋不负厚望,克服种种困难,终于在l 9 3 6年4月提前一年将粤汉线全线接轨。这条连接华北、华中至华南大动脉的贯通,对于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尤其是翌年抗战爆发之初的军用物资运输,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顾孟余在重庆任中央大学校长之际,家住歌乐山,每日早晨乘车到地处沙坪坝的学校办公。   顾到校第3日,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宣布办校方针:“学术思想自由,一切党派退出学校。在场的师生报以热烈的掌声。   接着,他任命法律系名教授兼法学院院长童贯贤先生为教务长。又克服战时的极端困难,在法学院法 律系设置司法组(相当今日“专业"),又在校内新设气象组。对其它院系也进行了调整,使当时的中央大学除缺商学院,具有文、理、法、农、工、医、师范等7 个学院、4 O多个系、科、组,2 O O 0名学生,成为全国系科最为齐全的综合性学。   顾又积极向当时的行政院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争取到3 O 0万元法币,为学生修建了一座礼堂和数栋宿舍。这在艰苦的抗战时期,是很难得的。   在用人制度上,顾孟余大胆聘用年轻学者。当时各院系任教的教授多4 0岁左右,最年轻的三位“孩子教授"都在3 0岁左右:理学院地质系教授翁文波和工学院化工系教授时钧二人时年仅2 9岁,理学院地理系教授兼系主任李旭旦刚3 o岁。当时年纪最大的是文学院研究生导师柳诒征教授,也不过6 1岁。   为全面掌握、考核各教授的水平、能力、教学质量,顾将教授列出名单,每人留两页空白纸。又轮流 请来本校1 o年内的毕业生,一一询问各自授课教授的学识、能力、方法,再一一记在空白纸上。他说,如访问在校学生,难于问到实情,只有问毕业生才能说真话,以此可掌 握全校教授的基本隋况。 顾孟余任校长期间,积极支持学生邀请各界著名人士来校演讲,包括吴玉章、郭沫若、黄炎培、史良、章士钊等。当时学校文学、艺术团体活跃,墙报如雨后春笋。 这些,为活跃学生生活、宣传抗战,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1 9 4 3年2月的一天,蒋介石在复兴关举行“纪念周",在渝的各大学校校长奉召聆听“训话"。各校长俯首听命,惟中大校长顾孟余不愿就范,委派训导长周鸿经代 表。蒋介石十分不满,竟在众目睽睽之下将曾留学英国的数学家周鸿经教授奚落一番,并指桑骂槐地斥责顾孟余。顾获悉,又气又恼,以辞职抗议。消息传开,中大 校园内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挽留校长风波"。在学生自治会的领导下,全体学生集体罢课,徒步前往歌乐山林园,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请愿,要求挽留校长,拒 绝政府另派新校长;“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党派退出学校"等。松林坡学生自治会的墙壁上也贴满了挽留顾校长、要求民主的大字报。   然而顾孟余不顾数千学生在其住宅外守候两日声泪俱下的挽留,以至蒋介石两次亲自上门慰留而坚决 辞职了。无儿无女的顾孟余夫妇,暮年是在贫病、寂寞挨过的。顾平很少说话,而一开口,总是念念不忘大陆,不忘故乡。他对身边的医护人员反反复复说的是这几 句话:“能治好的话,能走路了,我将来带你们回北平去玩一趟。在北平有很大的房子。你看,我的钥匙这么多。”可惜,老人终未能等到叶落归根的这一天,这应 该是他终生最大的遗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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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克武:〈顧孟餘與香港第三勢力的興衰(1949-1953)〉
原載《二十一世紀》雙月刊(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17年8月號(總第16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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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論述1949至1953年間,顧孟餘在李宗仁與美國的支持下,與張發奎、張君勱等人在香港合作,參與了一個在國共之間的「第三勢力」運動。在此期間,他們先後籌劃了兩個組織:第一是「自由民主大同盟」,以《大道》雜誌(1950)為宣傳刊物;第二是「中國自由民主戰鬥同盟」,辦了《中國之聲》雜誌(1951-1953)。這兩個組織進行各種反共、反蔣的政治、軍事活動,並大力宣揚自由民主理念。可是在香港的第三勢力運動逐漸歸於失敗。其主要原因為:一、港英政府施加壓力,禁止他們在香港從事政治活動;二、第三勢力內部成員因理念不同,有許多矛盾與衝突;三、台灣對第三勢力的拉攏、分化與打擊;四、1953年後美國共和黨政府上台,積極支持台灣,並停止對第三勢力之支持。1952年中,顧孟餘離開香港赴日本發展,1955年再轉赴美國,此後退出第三勢力運動。國共之間的第三種選擇終歸於泡影。
關鍵詞:顧孟餘 李宗仁 蔣介石 香港 第三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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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顧孟餘(1889-1972)生於河北宛平,曾就讀於京師大學堂譯學館,專攻德文,1906年考取官費赴德國萊比錫大學與柏林大學留學。1911年返國後先任職於教育部,又任職於西門子公司。1916年應蔡元培之邀出任北京大學經濟學與德語教授、教務長。他目睹國內情勢,1924年在李大釗的聯繫與蔡元培、李石曾的介紹下,加入國民黨。在黨內,顧成為汪兆銘的首席智囊,曾參與聯俄容共、武漢分共、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改組派)與擴大會議。「九一八事變」後汪兆銘、蔣介石合作,1932至1934年顧擔任鐵道部長。在汪陣營之中,顧與陳公博齊名,同為汪之「左膀右臂」,然在1938年12月底的「艷電」之後極力反對與日和談,而與汪、陳等分道揚鑣。1939年底顧在蔣介石主動邀約之下赴重慶,蔣任命他為中央大學校長,於1941至1943年間任職,並支持他於1948年出任行憲後的行政院副院長、考試院長(均未就任)。1949年後顧並未隨蔣赴台,而在香港與張發奎、張君勱等籌組「第三勢力」。
顧孟餘在1949年後的經歷可以反映中共建國前後知識份子面對時代變局所做的因應與努力。他出於「忍不住的關懷」,既不像張東蓀、潘光旦、王芸生等人選擇留在中國大陸,後來在極權政治之下「停止思想,集體轉向」,表現出知識份子的「軟弱」{1};也不像傅斯年、胡適與錢穆等人先後跟隨蔣介石去台灣,致力於「反共大業」,而是選擇了國共之外的第三條道路,旗幟鮮明地主張民主憲政、反對蔣的專制獨裁與中共的極權統治。他的故事或許可以解答1949年之後,那些汪派出身、既反共又反蔣的那一群人是如何出現的,也可以和那些1949年後留在大陸與赴台知識份子之遭遇做一對比。
有關1949年前後國民黨、共產黨之外的「第三勢力」已有不少研究,然多數的研究專注於中國民主同盟(民盟)、《觀察》雜誌、中國青年黨、中國民主社會黨(民社黨)等,而較少從「汪派份子」的角度立論,探討此派人物走向第三勢力的原委。1949年之後美國所支持的第三勢力在東亞建立了一個複雜的網絡,由美國情治單位、東京的盟軍總部(盟總)、自由亞洲委員會(The Committee for a Free Asia,1954年改組為亞洲基金會[The Asia Foundation])負責,支持在香港、日本、菲律賓等地建立反共的政治、軍事組織。此一東亞的第三勢力網絡近年來因為檔案的公開而逐漸浮現{2};如果注意到其中的人際關係與組織發展的話,汪派份子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實不容忽略。
在國共正統的歷史論述之中,汪兆銘或汪派份子,乃至第三勢力的歷史一直不那麼受到重視,對其所做的評估也是非常負面的。簡單地說,他們成為隱藏在歷史角落的「失敗者」。然而如果不從「成王敗寇」的角度來做論斷,這些邊緣的聲音在與主旋律互動的過程之中,或許也能夠映現出歷史中鮮為人知的複雜面貌。本文以1949至1953年間顧孟餘參與香港第三勢力的經歷為焦點{3},利用《陳克文日記》、《雷震日記》、《蔣介石日記》與國史館檔案等材料,描寫這一位領導者從參與到退出的過程,以說明1949年之後香港第三勢力的興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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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顧孟餘與香港第三勢力的起源

1949至1953年之間,顧孟餘參與了一場介於國共兩種勢力之間、主張自由民主的運動,目的是在中共席捲大陸的困厄中為國民黨找到一條出路。此事大約從1949年5月底開始,此時政府已遷到廣州,一批反對CC系「革新俱樂部」的國民黨高層政治人物,主要是三十多位「民主自由社」、「新政俱樂部」的立法委員,於5月24日晚間聚會,「大體上擁護李德鄰〔李宗仁〕先生為領導者,商議組織一個新政團。名稱未定,綱領及組織均已推定起草人」{4}。至6月中旬,組織政團的想法更為具體,參與者認為「目前這一場可怕的災難,不僅由共產黨的叛亂造成,也是國民黨本身有了毛病才發生出來的結果」,因此「反求諸己」,決定應先集合同志,組織一個政團{5}。不過在具體做法上眾人意見並不一致,6月10日,「到〔廣州〕東山某處,談組織政團的進行和今後政治上的作法……批評國民黨過去的失敗和共產黨的缺點,雖然頭頭是道,今後我們到底怎樣做法呢?卻沒有辦法」{6}。
6月11日,立法院長童冠賢與李永懋、尹述賢、陳克文(汪的貼身秘書、1948年當選廣西省立法委員,12月出任立法院秘書長)等人到李樸生(陳克文好友,任職於僑務委員會)寓所開會討論,決定「推顧孟餘先生做領導,已經得他的同意」,「但是這團體和李德鄰的關係怎樣呢?對現實政治採甚麼態度呢?對於參加的份子如何選擇呢?都還沒有若何決定」{7}。次日,在東山開會,參加者更多,包括「童冠賢、周天賢、彭鎮寰、尹述賢、程思遠、黃雪邨、任國榮、鄭震宇、李永懋、王鴻韶」,「通過了組織綱領,並推定顧孟餘先生做籌備會的主席」。當時顧孟餘也在廣州,午飯後眾人到沙面訪問了顧。顧認為國民黨的失敗在於沒有解決國民經濟問題{8},此點應為未來努力的重點。7月初,童冠賢、尹述賢、黃宇人又去香港和顧孟餘討論,據記載,「顧先生發言最多,態度亦最誠懇,極富鼓舞精神」{9}。不過此時新政團內部出現分歧,童冠賢、黃宇人、甘家馨、尹述賢、彭鎮寰等立法委員和李宗仁身邊的邱昌渭、周天賢、白崇禧等政軍人物,在觀念與做法上「相去很遠」,無論如何討論,都「不見得很容易把現實和理想團結起來」{10}。
7月12日,陳克文再次應李宗仁之命赴香港,「請顧孟餘先生來廣州」,「德鄰先生有事要和顧商量」。李宗仁邀約顧孟餘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出於梁漱溟的推薦。1949年2月13日,梁漱溟在《大公報》上公開表示「顧孟餘先生是今天國民黨元老中唯一人品學問最好之人」,「乾淨無疵」,希望李宗仁能予以重用{11}。在汪派方面,顧孟餘從改組派時期即建議汪與桂系軍人合作;此外,汪系中的廣西人如甘乃光與陳克文也居中拉線。總之,此舉促成了桂系與汪派的合作。
陳克文到香港之後與顧孟餘長談了三四個小時。顧本擬答應赴廣州,後來考慮到蔣介石「這幾天便要來廣州,其他許多政治上的重要人物都將陸續到來」,因而感到遲疑,決定暫時不去{12}。當晚陳回到廣州,向李宗仁報告赴港經過。接着陳又參加了童冠賢主持的新政團談話會,決定第二天召開新政團籌備會的成立會議。次日,在童冠賢主持下,籌備會議通過了由顧孟餘所草擬的「一篇公開的文告,和若干條政治主張」。其後的幾日,陳克文頻繁地參加在愛群酒店召開的新政團的籌備和常務委員會議,研究預算與經費。後由李宗仁撥了20萬港幣給陳,作為新政團的經費。7月24日,陳克文赴香港,處理新政團之房屋租賃問題,「並且和顧先生對於目前的幾個問題交換意見」,決定了未來「組織和宣傳的方針」。7月30日,陳克文回到廣州,隨後的五六天,他向李宗仁、童冠賢報告了新政團的各項問題,與其他參與者就組織、經費問題進行討論,並發生爭執。陳記載{13}:
我想這團體也會和其他許多團體一樣,因為經費待遇等等問題,內部發生意見、猜忌、磨擦。中國人實在是太窮了,窮人對於金錢特別看得分明,也特別發生興趣。現在才不過一二十人,事情也並不多,但是因為經費的支配和旅費的開銷等等,已經彼此都有煩言,將來必定不免會越來越利害的。
參與組織新政團的程思遠在回憶錄中說{14}:
〔1949年〕八月四日,美國國務院發表了《中美關係白皮書》,對國民黨政府採取袖手靜觀政策。一時組織「第三勢力」的呼聲,甚囂塵上。頗負時望的顧孟餘忽於八月十五日應李宗仁之邀,從香港來到廣州,住沙面陳伯莊家,就組織第三勢力問題,與美使館顧問何義均、立法院長童冠賢、總統府秘書長邱昌渭等反覆交換意見,並將可能採取的方案提供李宗仁考慮,結果李宗仁主張:由顧孟餘出面領導,而由他從旁予以支持,並指定我負責居中聯繫。這樣,我就往返於港澳、廣州之間,為這個所謂「第三勢力」的組織籌措經費布置人事。
顧孟餘在廣州與李宗仁長談三日後,答應出面領導新政團。程思遠也指出李宗仁與美國的接觸是透過駐廣州美國大使館的顧問何義均,何曾任職中央大學,與顧孟餘、童冠賢熟識。程思遠說:「何義均是湖南人,40年代初,我在三青團中央黨部當服務處處長時,他以中央大學教授兼任三青團中大分團主任,當時中大校長是顧孟餘,他不常到,校務由中大教務長童冠賢代行。從而使何義均同顧孟餘、童冠賢兩人的關係極其密切。」{15}
由此可見,此一政團主要由桂系、汪派的立法委員合作倡導,得到美國的援助,由顧孟餘出面領導,李宗仁從旁支持。桂系的參與者有黃旭初、徐啟明、周天賢、程思遠等;汪派則有顧孟餘、童冠賢、陳克文等。此一組織的宗旨是集合「志同道合」之人,故後來也有其他對國共兩黨均表失望的人士加入。
有關程思遠回憶錄所說的1949年8月中美國發表白皮書之後第三勢力的籌組工作,在陳克文的日記中亦有記錄。事實上,顧孟餘在8月6日就從香港到了廣州,次日在愛群酒店開會,參加的人還有童冠賢、邱昌渭、甘家馨、何義均與陳克文。會中顧孟餘提出「總部是否設香港,如何收集情報,如何吸收青年幹部,如何籌募經費」等問題。陳克文則說:「組織的發展必須得領導的人物和主張做號召,兩者不可偏廢。現在許多人對國民黨失望,對共產黨反對,希望有民主自由的組織出來做領導。若果這種領導的人物和他們的主張不公開出來號召,是不能夠形成陣線,發生力量的」。當晚眾人參加了李宗仁的晚宴。8月14、15日,顧孟餘主持會議,「參加的近二十人。決定了組織工作計劃,和一些有關經費的問題」{16}。此一組織正式定名為「自由民主大同盟」(下稱「同盟」)。
邱昌渭隨即在東山租了一棟樓作為辦事地點。新政團於此舉行了第一次會議,選出顧孟餘為主席,童冠賢、程思遠、邱昌渭、黃宇人、甘家馨、李永懋、尹述賢等為幹事,並推童冠賢為書記、程思遠為副書記、周天賢為組織組長、涂公遂為宣傳組長、何義均為政治組長、陳克文為財務組長等{17}。如上所述,李宗仁捐了20萬港幣為開辦費,另補助顧孟餘3萬港幣,一年後又給顧6,000美元,同盟中的幹事、組長每人5,000港幣。這些錢都是在中央銀行總裁劉攻芸於離職時撥給李宗仁的一筆專款項內開支的{18}。
這時新政團為錢與權而出現了內部的糾紛,如尹述賢即因「用錢受到了指摘」而提出辭職。此外,支持李宗仁的一批人(主要是顧孟餘、童冠賢等文人)對軍人出身的張發奎、薛岳等人有意見。李宗仁對陳克文表示他較欽佩顧孟餘,而瞧不起張發奎與薛岳。根據陳克文的記載,李宗仁說:「張向華、薛伯陵輩對於組織政治團體認識不夠,他們只知道要急速從事,卻不知道這並不是簡單容易的事情」;又說:「張向華說,『難道我反不如蔡廷楷〔鍇〕嗎?』其實他錯了,蔡廷楷〔鍇〕固然不成,連李任潮〔李濟深〕都不成。」陳克文認為其意思是指,「張、薛輩的頭腦,對於組織政治團體以為憑軍人的見解即可成功,是錯誤的,連李任潮這樣的軍人都不成」{19}。李宗仁雖瞧不起張、薛等人,然而以顧為首的一批文人又不得不與張發奎等軍人合作,而造成雙方的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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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三勢力之發展:從廣州到香港

1949年10月初,此一新團體由廣州遷移到香港,在九龍福佬村道的街口租了一層樓作為辦事處,顧孟餘的秘書谷錫五和童冠賢的秘書劉漢文住於此處,並發展成員。「這個組織吸收了一些新人,其中有:前清華大學教授張純明、前東北大學校長黃如今、原屬CC小組織革新俱樂部立法委員王孟鄰、邵鏡人以及前北平教育局長王季高等。」同盟的幹事會每週開會一次,由顧孟餘親自主持{20}。其間,同盟決議:一、由程思遠、李永懋、陳克文成立財務委員會,經管撥付款項之收支;二、由童冠賢、李永懋、甘家馨成立事業委員會,推展文化工作;三、出版一個期刊,名為《大道》月刊(共出版了四期){21}。該刊之宗旨「在以客觀實際之觀察,對於國家社會之一切設施,學術思想之一般動向,予以深刻公平之檢討與評論」{22}。顧孟餘在該刊以「存齋」之筆名發表了幾篇文章,如〈資本主義之前途〉、〈民族之生命〉等{23}。1949年底時局生變,11月20日李宗仁從海南島飛香港,並於12月5日去了美國。為因應此一變化,顧孟餘邀約了幾位同志於11月23日發表了一個談話。其內容有兩點:第一點是反共,認為共產黨所說的「人民民主」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第二點是政治活動需要理論,卻不能迷信理論,要徵召具有眼光與見識的人才{24}。
1950年之時,除了顧孟餘等人之外,香港第三勢力有好幾支力量分頭發展。國民黨密切觀察這些變化。9月24日,《香港時報》社長許孝炎曾致函王世杰表示「香港第三勢力蓬勃而不可抑止」。不過,王質疑此一情報,認為許「在港受了民主人士的包圍,多少軟化了,即意志不夠堅強」{25}。10月12日,當時擔任國策顧問、中央銀行監事與《香港時報》管理委員會委員兼秘書的雷震得到的消息則說:「王震海來訪……告香港第三勢力有三派,一為謝澄平,有徒眾三十人;二為孫寶剛,原有徒眾十人,現只剩有七、八人;三為羅夢冊,有學生十餘人,現另組織社會思潮研究所,由謝澄平接濟。」{26}由此可見當時第三勢力多途發展之情況。
1951年3月,國民黨香港工作組針對「留港華人政治活動現狀」向蔣介石做一報告。報告指出當時香港有四個主要派系,分別是民主反共同盟、桂系、自由陣線、中國自由聯盟;而主要領導人物有六位:許崇智、張發奎、顧孟餘、黃旭初、謝澄平、任援道。其中關於顧孟餘的情況如下:
顧孟餘:居港已數年,生活淡樸,但政治雄心未減。大陸淪陷,港九人士紛紛從事政治活動,顧亦以超然面目,多方接觸。近雖與許崇智等聯合,但與桂系亦間接有關係。顧之得力幹部蘇民曾為李品仙主皖時之秘書長兼民政廳長,蘇經常代表顧氏吸收幹部,並與桂省游擊隊聯繫。顧常獲華僑接濟款項,近並有創辦一日報之意。揣顧之野心,顯不欲受任何方面之約束,而自為中心。
其他人的情況則是「許崇智:主持所謂『民主反共同盟』,並無實力,嘗受李福林之斥責」;「張發奎:擁資甚豐,與許崇智等從事活動,與東京盟總有聯絡」;「黃旭初:擁有鉅資,有赴日之意,曾派程思遠等赴日請求麥帥於香港受侵時予以援助,赴菲北某島墾荒」;「謝澄平:原為青年黨中委,因反對曾琦、陳啟天而脫黨,獨立活動。得李宗仁之資助,創辦《自由陣線》半月刊,與民憲黨伍憲子、李大明呼應,得華僑捐助及美國新聞處之支援,在文化界活動日益開展」;「任援道:與漢奸陳中孚等組有『大亞同盟』,與盟總及日本舊軍人有聯繫,經常往返東京香港間,有相當野心」{27}。由上述的情報可知當時第三勢力與外界聯繫之情況,其中主要的外援得自李宗仁、華僑捐款、東京盟總、香港美新處以及日本軍人等。
同時,上述的幾股勢力也在醞釀整合。1951年2月12日,顧孟餘在程思遠的陪同下與張發奎在香港見面,張告訴顧他與美國人哈德曼(O. K. Hartman)接觸的狀況。據程思遠記載,「顧傾聽時極為注意,似乎抱着期待鴻鵠將至的心情」。張又表示下次見面想找許崇智一起討論,顧對此則有所保留,他認為「許不能保守秘密」{28}。張之所以建議找許建立合作關係是因為在1951年初,許也得到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支持,企圖反攻大陸,他在香港石塘咀設一俱樂部從事政治活動。3月底許的組織已召開成立大會,通過組織及綱領,由許擔任領袖。顧孟餘、謝澄平與張發奎亦參加,不過該組織內鬨甚烈{29}。至5月下旬,張發奎與顧孟餘聯手驅逐了許,結合其他力量,成為香港第三勢力的首領。在此過程中,美方亦嘗試調停,後發現「許並無號召力量,不足成事,決定專心支持張發奎、顧孟餘二人,由張主軍、由顧主政」{30}。
許孝炎曾將張、顧聯手主導第三勢力的情形告訴雷震{31}。許又指出在美國的經濟支持之下,張、顧等人計劃「在菲置地千餘畝,辦一大學訓練各種人材,並設一研究所,網羅香港青年及其他人士入菲受訓」{32}。此外,還計劃辦報紙,以海外僑胞為宣傳對象。許孝炎與雷震談話的內容其實是根據他和王任遠兩人聯名寫給蔣介石的一份「顧張等醞釀第三勢力近況」的報告(1951年6月12日)。該報告亦摘錄了張、顧兩人的主要理念:張認為此一組織要「容納台灣不能容納之反共力量」;他們不反蔣,然希望「台灣應向開明寬大方向走,以容納反共各黨派組織聯合陣線」。顧則表示「反共勢力應多方面發展,將來殊途同歸,政治上有一反對力量存在亦可收『制衡』之效」。至於第三勢力所遭到的困難,許孝炎表示包括「許崇智與張發奎不能合作」、「青年黨內部有意見」(「李左〔李璜、左舜生〕不合」),還有其他的「內部矛盾」,例如部分熱心人士如涂公遂、程思遠、尹述賢及張發奎領導下之粵籍將領等人未能列名,引發不滿。因此許孝炎等建議:在消極方面,針對組織中各種矛盾,「妥善運用,至少使彼等不能形成一完整之陣線」;積極方面,政府應直接或間接提出反共聯合陣線之主張,召開海內外領導人會議,制訂「反共抗俄救國綱領」。同時「政府對顧張等似應派適當人員從事疏解,不宜採對敵態度」。此一報告由張其昀、陳雪屏轉交給蔣。蔣於6月19日批示:「一、本報告可交蔣經國詳密通知駐菲陳大使查報。二、許王二同志約見。」{33}
在1951年中之前,美國對第三勢力的支援,都是以個人名義,或號稱代表「美國人民」,然而實際上背後主事者為國務院與中央情報局。上述報告指出美國方面的想法是「台灣軍事力量不夠,政治欠民主,而大陸游擊尤不可靠,將來回大陸後,恐我仍走『一黨專政』之舊路,故美國認為有組織第三勢力之必要」{34}。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六組曾對1951年3月美國與香港第三勢力聯絡情況有所說明:「四十年三月美國國務院派赫特曼(Hartman)〔即上文提及的哈德曼〕及柯克(Cooke)等赴港,表面以新聞記者身份,調查遠東反共情形,實際則為對在港之第三勢力,負有考察聯絡任務。當時赫特曼即曾對外強調聲稱:美國民間反共團體對中國之新興反共勢力甚表同情,願表支持。」{35}
另一份許孝炎提供的報告則清楚說明哈德曼的背景為美國民主黨左翼的駐港代表人,而資金來源為東京盟總新聞處,他的主要工作是「搜集情報,及培植中國新興勢力」{36}。哈德曼所提出的要求是:希望張發奎、顧孟餘能聯合國民黨、青年黨、民社黨與其他反共力量,結成一個整體,美方才願意資助。然第三勢力內部出現許多矛盾,哈德曼對「許崇智與張發奎、顧孟餘間爭奪領導權」深感失望{37}。1951年10月,盟總又派了拉根(William Largans)赴港與張、顧接觸,表示願意協助,並促成港日兩地「民主自由勢力」之合流。張、顧要求盟總將韓戰之俘虜交由彼等訓練,拉根表示允與考慮,但後來也沒有落實{38}。1951年中,美國也在考慮組織一個委員會來處理東亞的事務。9月在舊金山開會,制訂了「自由亞洲委員會」的方案,12月正式成立。根據顧維鈞從駐美技術代表團代理團長李榦得到的信息,「該委員會係由嶺南大學教務長香雅各為首的一些知名人士所組成,是由喬治.格林發起的。……該委員會強烈反共,但也並不太親國民黨。實際上,……懷着一種誘發鐵托主義的希望,鼓勵第三勢力在中國大陸出現,而不傾向於把幫助或推進國民黨的事業作為破壞共產黨在大陸統治……他們的背後有國務院和經合署作靠山」{39}。如果對照中央情報局的檔案,此一委員會的宗旨的確很清楚:「美國國務院與中央情報局同意,在亞洲有一實際工作需要自由亞洲委員會來執行。此一工作是美國無法經由美國新聞處(USIS)與經濟合作署(ECA)來處理的。」{40}此後,美國對東亞反共勢力的支持主要由此一單位負責,1954年之後該委員會改組為亞洲基金會,繼續執行任務。
1950年代初,美國在香港支持了許多文化宣傳方面的活動。他們首先支持謝澄平的《自由陣線》、自由出版社。在與張發奎、顧孟餘聯繫之後,美方每月將1萬美元現款交給張,張再將錢交給顧,由顧開具收據。顧拿到錢之後,指定鄒安眾負責賬務、盧衍明負責管理現款{41}。這些錢由張、顧自行分配,不必向美國人報賬。當時獲得津貼的刊物包括李永懋等人的《獨立論壇》(每月8,000港幣)、張君勱的《再生》(每月6,000港幣)、羅吟圃負責的《華僑通訊》(每月8,000港幣),此外補助陳濯生的友聯機構每月1,000港幣{42}。而經費最為充裕的是《中國之聲》,此一雜誌由張、顧聯合了張君勱、張國燾、李微塵等人創辦,創刊於1951年10月11日,由張國燾主編,宗旨為「反共反獨裁」,每期印數約2,000至3,000本,香港本地可以出售約1,200本。每個月預算為18,000港幣,其後略有增加{43}。此一刊物出版了兩年多,至1953年12月底停刊。
在該刊創刊號的〈徵稿簡則〉中表示:「本刊旨在宣達人民的正義呼聲。凡本民主自由的立場對中國實況,作客觀詳實之報導;對國內外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問題,作深刻公正之研討者……均所歡迎。」{44}《中國之聲》前期由張國燾負責,1952年9月之後,因張發奎對張國燾不滿,改由李微塵及林伯雅接管{45}。顧孟餘在《中國之聲》創刊號以「存齋」之筆名撰寫了一篇題為〈寫於本刊發行之日〉的文章,強調革命之目標在追求「民族獨立」與建立「民主制度」,為此「必須反對一切高度帝國主義用任何口號利用中國為爭霸世界之工具,必須反對極權獨裁之制度及一切集中財產集中事業之試驗」{46}。顧其後又發表了〈經濟制度問題〉一文,分析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以及市場經濟與管制經濟的問題,而提出所謂「國家調節下的市場經濟」,「以社會主義為理想而用市場經濟為器械」。此一觀點認為市場經濟是一個靈活有效的交易分工之工具,「有根本優點」,並與自由思想與自由政治相配合,然不能實現社會理想,故應由國家實行「有意識」的調節。不過,新的經濟模型不能採取中央管制的計劃經濟,而應採取間接統治、輪廓計劃的「經濟計劃」{47}。此文或可代表第三勢力在經濟上的觀點:一方面不滿中共「管制經濟」箝制人民自由;另一方面亦不滿資本主義所採取的自由放任政策。這樣的立場與國民黨的經濟觀點較為類似。
此外,《中國之聲》也「鄭重推薦」了當時在香港的六個刊物,分別是《獨立論壇》半月刊(李永懋、黃宇人、程思遠、甘家馨、涂公遂等人所辦)、《再生》半月刊(張君勱編)、《自由陣線》週刊(謝澄平所辦,胡越、許冠三、陳濯生任編輯)、《人言報》半週刊(李微塵、黃旭初等桂系所辦)、《自由人》半週刊(陳克文等編)、《香港時報》日刊(國民黨在香港所辦){48}。這些刊物都是與《中國之聲》立場相近的盟友。
第三勢力的組織遷移到香港的前後,顧孟餘也受到一些人的批評。黃宇人在回憶錄中說:「香港辦事處既未設立,顧孟餘在首次會議後,仍回香港,住處不公開,童冠賢時而澳門,時而香港,很少在廣州。同盟沒有固定的辦事處,又無定期的會議,盟員想找負責人,很難一見……於是,這個組織即陷於若有若無之狀。」{49}陳克文也記載:「外面雖有人傳說,顧先生如何積極的做組黨的活動,實際上十幾日來連開會談話的時間都很少,更說不上有甚麼活動了。」{50}的確,1949年底至1950年初,《陳克文日記》中不再記載第三勢力的組織活動,顧孟餘、童冠賢、程思遠、甘家馨,乃至批評顧的黃宇人等人,都在關心個人生存的問題,或是租屋、或是投資要合股經營小飯店,希望「急功近利」,很快能賺到錢{51}。由此可見1950年代初期在香港參與第三勢力者在經濟上的窘境。
1952年3月,為整合第三勢力,民社黨主席張君勱到香港與張發奎、顧孟餘、童冠賢、張國燾、李微塵等晤面,組織「中國自由民主戰鬥同盟」(戰盟){52}。10月10日由顧孟餘與張君勱領銜發表宣言{53},主要內容是提出結束中共專政、建立自由民主政權、軍隊國家化、落實社會福利等。刊出之後,有讀者向《中國之聲》投書:「貴刊58期轉載的中國自由民主戰鬥宣言,深獲我心。張君勱顧孟餘諸先生的主張,實在是有良心的人們的呼聲,而值得中國老百姓百分之百的擁護的。」{54}美國華盛頓大學教授泰勒(George E. Taylor)在戰盟宣言發布之後,也於1953年4月在《大西洋雜誌》(The Atlantic Monthly)上發表評論,指出台灣與第三勢力在反共上有不同的意見。台灣以蔣介石為中心的政權主張「應用共黨的技術」,亦即以「民主集權制」、「一黨專政」來反共。第三勢力則主張「實行民主」,「希望國民政府能把所有反共的中國人團結起來」。泰勒並指出,宣言中除了第三條「軍隊屬於國家,任何政黨或個人不得憑藉武力為奪取政權之工具;現行軍人不得干政」之外,其餘的條文「台灣國民黨似都可以接受的」。因此之故,「台灣國民黨對於台灣以外可能崛起為政治重心的第三勢力仍然不大放心」。泰勒對於第三勢力表示同情,認為「這一群人是需要精神的支持和鼓勵的」。此文刊出之後,《中國之聲》立即將它摘譯為中文{55}。
在組織方面,戰盟設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分別是張君勱、顧孟餘、張發奎、張國燾、許崇智、童冠賢、宣鐵吾、龔楚、蔡文治、謝澄平、劉震寰、黃旭初、程思遠、李微塵、李大明等十五人。張君勱、顧孟餘、張發奎、張國燾、許崇智為常委,負責決定盟務之進行,李微塵為秘書長;經費主要來自美國中央情報局。此外,戰盟還有嚴密的分工,軍事由張發奎、蔡文治負責,政治與組織由顧孟餘負責,宣傳由張國燾、謝澄平負責{56}。其成員約有二三百人,主要從事文化宣傳活動,辦刊物、報紙,並聯繫各地華僑與反共勢力,如越南、韓國、北美、澳洲、印度等地。戰盟的政治觀點為:一、攻擊斯大林統治下,要在共產國家建立「新奴役制度」的蘇聯;二、批評一面倒向蘇聯的中共;三、主張自由、民主、文化與思想的多元,以及私有財產制,並避免貧富差距{57}。
戰盟也從事具體的軍事行動。1952年春天,戰盟與接受美國情治單位暗助、由蔡文治領導的「自由中國運動」合作。由張發奎在港澳招募華南地區的流亡青年,赴沖繩美軍基地與塞班島軍政幹部學校接受軍事訓練,以籌組游擊隊。戰盟也以此為基礎,於1952年中至1953年初發動了幾次對大陸沿海地區的突擊與空投行動,然而這些行動都失敗了{58}。
在1950年代的冷戰氛圍之下,戰盟的政治主張頗難生存。尤其是1953年以後,美國共和黨政府上台,對台灣轉為積極支持,台灣要求美國停止支持第三勢力,美國對第三勢力的態度因而逐漸冷落{59}。此外,第三勢力內部也有許多矛盾。張發奎認為顧孟餘、張君勱等名人與常人無異,張君勱「性格不夠強,說得到做不到」,顧孟餘的個性過於謹慎小心、膽小怕事,而張國燾「手腳不乾淨」。此外,戰盟成員對台灣的態度也不一樣。如伍憲子去台灣,被批評為受蔣所收買,返回之後被張發奎開除{60};顧孟餘認為即使對蔣不滿,仍將台灣視為是自由中國的象徵;張君勱則反駁他的觀點。再者,從1953年底開始,顧孟餘一直懷疑組織內部有叛徒,希望能重組並更名;張君勱則同意重組,卻反對更名。顧孟餘與張君勱的矛盾也表現在兩人對現狀之論斷,張發奎說顧孟餘「在存疑的細節慣常是小心翼翼的,他對條件成熟之前成立正式組織抱有戒心」;張君勱則「過於自信」{61}。張君勱所撰《中國第三勢力》一書出版後,顧孟餘在報上發表評論認為其內容矛盾,且對國民黨官員負面批評太多,而「籠統判斷……有損無益」。再者,顧孟餘也反對張君勱的主張,認為蔣反對憲政,故請美國撤回對蔣之援助。顧說:「如果張氏承認『反共為目前第一要事,則美國援助任何反共之人,應為一切中國人所歡迎無疑』。」{62}1952至1953年,一方面美國對台政策開始轉變,另一方面第三勢力內部又發生矛盾,這兩個因素造成香港第三勢力的衰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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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台灣對香港第三勢力的拉攏與打擊

香港第三勢力所受到的衝擊還有一部分來自台灣。1949年11月底,蔣介石曾請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鄭彥棻赴港約顧孟餘來台「共同努力」。經過陳克文的聯繫,鄭、顧兩人在香港跑馬地見面。鄭代表蔣向顧表達了問候之意,並再三懇請他去台灣。顧「頗為冷淡」地表示:「目前的國民政府已經是完全絕望的了,掙扎也屬枉然!」因而無意赴台。然而,顧又說「他的反共工作是不會放棄的;他的反共,和目前許多人不同,他要做的是長期工作,髣髴明末清初,一般反清復明的志士一樣;他的努力,說不定要經過一兩百年後,才能顯出效果來」{63}。
鄭彥棻赴港游說的任務失敗之後,蔣仍繼續關注顧孟餘等人在1949年之後的所作所為。1950至1951年,他兩度派員赴香港視察黨務,並聯絡反共的知識份子{64}。第一次是1950年10月,雷震奉命赴香港,聯絡在港的國民黨立法委員、國民大會代表與民、青兩黨人士,並成立反共、超黨派之組織「自由中國協會」{65}。雷震此行並未獲得顯著成果,原因之一是此時台灣當局對第三勢力參與者並不友善。1951年初,台灣政府更限制第三勢力人士「尹述賢、甘家馨、邵鏡人、王夢〔孟〕鄰、黃宇人、周天賢、任國榮諸氏」不准入境台灣{66}。此外,台灣也多方限制流亡香港的調景嶺「難胞」入境{67}。第二次是1951年1月底,蔣又再次派雷震、洪蘭友赴香港聯絡第三勢力人士,「以擴大反共陣營之基礎」,並表達總統的慰問與邀約返台之意{68}。2月1日,雷震與顧孟餘的秘書谷錫五見面。接着幾天雷震等人見了彭昭賢、張發奎、許崇智、張國燾、李福林、伍憲子。2月9日,雷震與張發奎、繆培南、張達、鄧龍光、上官雲相等人聚餐,「吃得酩酊大醉,返後吐了」{69}。2月11日,雷震與洪蘭友一起去拜訪顧孟餘,「代表總統慰問及歡迎去台之意」;顧孟餘則表達了他對時局的看法,如:美蘇鬥爭下,世界大戰將愈逼愈緊;香港內部緊張、中下層政治腐敗;吸收反共青年時,範圍要廣、尺度要寬;許崇智曾邀請他參加組織;印度為美蘇爭奪之戰略地帶等{70}。此時顧仍然不願赴台,並於3月底與張發奎參加了上述許崇智的民主反共同盟的成立大會。蔣透過雷震再次招安顧孟餘一事未能成功。張發奎等人也對雷震此行頗有怨言,「張向華對我等過去到港,未攜總統之函,認為不重視,殊不滿意,甚至對我等身份表示懷疑。」{71}其他對台灣不滿的原因,還有第三勢力人士認為蔣採行一黨專政、發展軍隊黨部、隨意捕人、重用蔣經國、氣度狹小、不准異議者返台、不准「自由中國協會」返台發展組織、不准香港的一些刊物行銷台灣等{72}。這一些觀點使蔣氏父子感到惱火。3月2日,雷震乘船返台{73}。4月23日,台灣核准了顧孟餘的出國護照{74},以示善意,不過顧似乎仍無返台之打算。5月3日,中央改造委員會開會,蔣力主開除張發奎、顧孟餘的黨籍,「到中央黨部會議商討中央委員到期未登記者開除黨籍問題,有人以張發奎、顧孟餘二人暫不開除,免其加入第三勢力。余力持反對,以若輩叛黨不只二次、三次也」{75}。
其後,蔣一直密切注意第三勢力之發展。6月19日,他閱讀了上述許孝炎、王任遠的報告書,6月29日,蔣「召集情報會談」,他的感想是「可知香港所謂第三勢力政客與軍閥,欺詐美國與破壞中央之如何卑劣可笑矣。張發奎、顧孟餘等叛徒,誠漢奸之不若矣」{76}。10月23日,蔣獲知「顧孟餘、張發奎、黃旭初等所謂第三勢力者,聞已離港赴日,其因何在,應加注意」{77}。11月26日,蔣在日記中寫到:「最近大陸匪報與香港所謂第三勢力報《中國之聲》周刊皆一致攻擊我父子,尤其對經國詆毀無所不至。此張發奎、顧孟餘等敗類投機求美不成,乃決心降匪,願供其驅使反誣,不惜為共匪反蔣之工具也,惟有置之一笑」;次日又說「閱顧孟餘等所出之《中國之聲》,對余父子攻訐侮辱甚於共匪,顧、張等自知其忘恩負義,罪在不赦,乃不得不投共以自救也,其果自救乎,亦自殺耳」{78}。
蔣看到的文章應該是1951年11月15日出版的《中國之聲》的社論〈我們對台灣的態度〉。這一篇文章的緣起是「伍憲子事件」。伍憲子為民社黨人,1951年在「重金引誘下」赴台灣參加雙十國慶,並被安排與美國大使館官員見面{79}。台灣藉此向美國抗議,指美國一方面支持台灣,另一方面「又支持張、顧在香港搞『第三勢力』來破壞台灣」。美國不得已撤回對張、顧之支持{80}。張、顧對台灣收買伍憲子一事深惡痛絕,因此顧孟餘、張國燾、李微塵共同商訂,由李微塵執筆寫了這一篇社論{81}。文中批評蔣的個人獨裁,以及「視國家為其個人所有的私產觀念」,「成為今日中華民族的毒瘤」;此外,蔣「近數年來對其兒子的培育與拔升,近年來令其兒子從事對軍隊的控制,這些都是蔣先生培育傳人的迹象」;「以一國元首之尊,退到相當於行政專員管治的細小區域,仍然不知覺悟……我們從蔣先生錯誤的觀念來看,我們亦認定是蔣先生根本不行」。該文的結論是:「蔣先生個人獨裁的政權是今日中國的毒瘤。這毒瘤已使民主政治在中國流產,今日又使台灣無法進行有效的反共鬥爭。這個毒瘤如果不即時割治,它可能陷中華民國的台灣和反攻基地的台灣於淪亡。」{82}
這些批評使蔣感到十分不滿,而認為張、顧等人在「投共」。蔣又下令將此案交中央改造委員,就「《中國之聲》周刊屢次刊載攻訐政府及詆毀元首文字,在我宣傳上應有所措置」提出討論。經大陸地區工作指導委員會與第四、六兩組會商,在報上投書反駁。反駁的文字刊於12月5日出版的《自由人》之上,作者蘇辛,文章的名稱是〈論毒瘤:與《中國之聲》記者提出商討〉。文中反駁蔣氏為毒瘤,認為他是一個「真誠的愛國者」;真正的毒瘤是「日帝」與「俄帝」。最後該文呼籲「反共人士應當大家團結;人人有責任,人人要悔過」{83}。12月1日,蔣批評第三勢力的幾位領導{84}:
所謂香港《中國之聲》一群,顧孟餘、張發奎為汪精衞改組派之餘孽,張國燾為共產黨之垃圾,今皆以反蔣為其投共之資本。但一面偽裝反共,又反蔣也,可知惡肖終為惡肖,乃可得一定理,只有好人變惡,決無惡人變好之理,感化云乎哉。一生革命經驗至此,方敢下此定理也。
1952年11月13日,蔣在日記中表示希望美國「不再製造第三勢力」。1953年2月18日,蔣又提及在美國與日本的第三勢力,「在美、在日之反動叛亂份子以第三勢力為名,竭力作祟造謠。彼等實已來歸無顏,賣空技窮,不得不如此也,可憐而已,惟有一笑置之」{85}。在1953年的日記中,蔣多次提到美國的對華政策重點有二:一是積極扶持第三勢力,一是期待朱毛與南斯拉夫的狄托(Josip B. Tito,又譯鐵托)一樣會與蘇聯分途發展{86}。直到1958年,他仍在日記中大罵第三勢力之人「對於政客以學者身份向政府投機要脅以官位與錢財為其目的。伍憲子等騙錢,左舜生要求錢,唱中立,不送錢就反腔」{87}。對他來說,顧孟餘即屬於此類「卑劣可笑」之人。
台灣一方面拉攏第三勢力成員,另一方面也派遣情治單位聯絡香港政府,打擊第三勢力與「匪共」。1950年曾任總統侍衞長、廣州警察局長的黎鐵漢{88}曾與香港政府政治部副主任摩里遜(外文原名不詳)交換意見,「彼意,如時間一到,則香港與台灣即攜手合作」。此外,黎建議蔣,「現刻在港活動與第三勢力有關人士,應分別與之接頭,設法鼓勵其來台。上次伍憲子來台,對第三勢力打擊甚大。其態度頑固曖昧者,則利用香港政府打擊之。如顧孟餘、鄧龍光等經港府傳訊申斥後,即不敢再活動」。他還建議「設法慫恿香港政府多方打擊匪共之工會……其餘匪方所劫持之學校報館,亦應注意利用香港政府打擊之」{89}。由此可見台灣所採取的拉攏與打擊的兩面手法。顧即在1952年受到港府的傳訊申斥,兩度警告要他停止從事政治活動{90}。據記載:「香港政府政治部突請顧孟餘去談話,問他是否在香港搞政治活動?是否常去張發奎住宅開會?顧皆否認。政治部的英國官員警告他說:『倘若你再在香港進行政治活動,我們將把你驅逐出境。』」{91}除了顧孟餘之外,其他人也遭到港府約談與警告:「港政府受共匪方面來港之壓迫,一再傳訊民主人士到政治部去談話……張國燾達七次之多,〔左〕舜生、〔劉〕百閔諸人均有二次,即伍憲子亦不能免,張發奎態度強硬,願到台灣坐牢,亦不會到政治部,結果政治部派人來談,勸大家不要作政治活動。」{92}在政治部的壓力之下,1952年5月,顧孟餘決定離開香港轉赴日本,1955年再由日本去美國,退出第三勢力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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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論

中共建國前後,顧孟餘對國民黨與共產黨均喪失信心,因而與張發奎、張國燾、張君勱等人投入國共之外第三勢力之政治運動。第三勢力運動以香港為基地並非偶然。在冷戰時期,香港成為雙方陣營鬥爭的場域,也是華人世界中少數的自由城市。汪派份子很早就開始在香港布局,使此地成為該派的財政與宣傳之基地。在1929年改組派成立之初,在香港即有由陳克文負責的分會。此外,改組派最重要的宣傳媒體就是在香港出版的《南華日報》(後來的「艷電」與汪派重要的政治主張都在此報上發表){93}。抗戰時期,汪派在香港還有其他幾個宣傳陣地,較重要的是由樊仲雲主編的《國際週報》。它是由周佛海所主持的「藝文研究會」在香港的分會「國際編譯社」之下的一個刊物,主要刊登翻譯文章{94}。香港除了是汪派的宣傳中心之外,也是財政中心。顧孟餘擔任鐵道部長之時,曾在香港辦銀行,籌募經費。1937至1940年之間與1949年前後,顧長期在香港居住。這些背景都與1949年後顧在香港從事第三勢力運動有關。
1949年之後,顧孟餘一方面不滿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因而不願赴台;另一方面又反對中共的極權統治,故選擇在海外從事第三勢力的工作。不過,顧孟餘、張發奎與張君勱等對蔣的看法仍有所不同。張君勱對蔣的批判性較強;顧孟餘、張發奎也批蔣,他們卻十分肯定「自由中國」在反共方面的重要性,也希望美國能繼續援助台灣;他們不反蔣,但希望蔣能朝開明寬大的方向走,容納各黨各派組織聯合陣線。對蔣來說,在1950年代之時,他即深知顧孟餘與張發奎等人多次「叛黨」,因而開除其黨籍。然而,當顧退出第三勢力,在美國窮途末路之時,蔣仍對其施以援手。顧氏夫婦晚年在美國的生活有一部分是靠蔣每月給的津貼而維生,1969年之後顧返台定居也是得到蔣的許可。由此可見,蔣對「孟餘同志」豁達大度的一面。
從擁汪、挺蔣到支持第三勢力,顧孟餘的一生見證了二十世紀中國政治的激烈變化,也代表了汪派份子對中國未來的一種追尋。在國共對峙、美蘇對抗的冷戰格局之下,此一追尋最後歸於幻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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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楊奎松:《忍不住的關懷:1949年前後的書生與政治》,增訂版(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
2、58 林孝庭:《台海冷戰解密檔案》(香港:三聯書店,2015),頁73-106;86-91。
3 黃克武:〈顧孟餘的政治生涯:從挺汪、擁蔣到支持第三勢力〉,《國史館館刊》,第46期(2015年12月),頁103-68。
4、6、7、8、10、13、16、19、50、51 陳方正編:《陳克文日記,1937-1952》,下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頁1229;1233;1234;1234;1236;1237-46;1247-49;1250;1273;1293-99。
5、9 陳克文:〈國民黨左派三傑:甘乃光與顧孟餘〉,載《陳克文日記,1937-1952》,下冊,附錄一,頁1336。
11 梁漱溟:〈論和談中一箇難題——並告國民黨之在高位者〉,載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第六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3),頁801。
12 蔣介石於1949年7月14至22日從台灣去廣州,召開國民黨中常會,通過改造黨之方案,並接見軍政要員。
14、18、20、80、81 程思遠:《政海秘辛》(香港:南粵出版社,1988),頁221-22;234;234;238;238。
15、17、21 程思遠:〈我在香港從事「第三勢力」活動的前前後後(上)〉,《縱橫》,1997年第6期,頁21、20;21;22。
22 〈徵稿簡約〉,《大道》,創刊號(1950年4月20日),封底。
23 存齋:〈資本主義之前途〉,《大道》,第2期(1950年6月28日),頁1-3;〈民族之生命〉,《大道》,第3期(1950年12月5日),頁2-4。
24 《陳克文日記,1937-1952》,下冊,頁1282;陳克文:〈國民黨左派三傑〉,頁1337-38。
25 傅正主編:《雷震全集》,第三十二冊(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90),頁193、197。
26 《雷震全集》,第三十二冊,頁203-204。謝澄平為青年黨人,辦《自由陣線》雜誌。孫寶剛,中國民主社會黨人。羅夢冊,法學家,曾辦《主流》雜誌,又應錢穆之邀任教於新亞研究所。
27 「唐縱、張其昀呈蔣中正留港九華人政治活動經過及派系分析與各派系主要人物動態等現狀」(1951年3月31日),〈一般資料——民國四十年(二)〉,《蔣中正總統文物/特交檔案/一般資料》,國史館,典藏號:002-080200-00345-057,入藏登錄號:002000001734A。
28 程思遠:《政海秘辛》,頁235。顧孟餘認為許崇智觀念陳腐,如果許加入這個團體,他就要離開。參見張發奎口述,鄭義譯:《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頁485。
29、31、66、68、69、70、71、73、74、92 《雷震全集》,第三十三冊,頁31、69;101;17;9、17;27-32;33-34;69;57;85;169-70。
30、34 「張其昀陳雪屏呈蔣中正南方執行委員會許孝炎王任遠來台述職,請定期召見,並抄呈顧孟餘張發奎等醞釀第三勢力近況報告摘要」(1951年6月19日),〈一般資料——民國四十年(三)〉,《蔣中正總統文物/特交檔案/一般資料》,國史館,典藏號:002-080200-00346-028,入藏登錄號:002000001735A。
32 《雷震全集》,第三十三冊,頁99。此外,1952年,美國也在塞班島和沖繩等地秘密培訓一批第三勢力的人,預備將他們送回中國大陸,反抗中共政權。參見李潔明著,林添貴譯:《李潔明回憶錄——美、中、台三角關係大揭密》(台北:時報出版社,2003),頁54-55。
33 「張其昀陳雪屏呈蔣中正南方執行委員會許孝炎王任遠來台述職,請定期召見,並抄呈顧孟餘張發奎等醞釀第三勢力近況報告摘要」(1951年6月19日)。1949至1954年中華民國駐菲律賓大使為陳質平。
35、37、38 「關於『第三勢力』爭取美國支援的綜合報告」(1953年6月),〈港九政治性組織〉,《外交部/歐洲司/香港及澳門地區/香港》,國史館,典藏號:020-042701-0056。
36 「第三勢力在香港之活動情形」(1954年6月29日),〈港九政治性組織〉,《外交部/歐洲司/香港及澳門地區/香港》,國史館,典藏號:020-042701-0056。
39 顧維鈞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第九冊(北京:中華書局,1989),頁470。
40 CIA, “The Committee for a Free Asia”, 13 December 1951, https://www.cia.gov/library/reading⋯⋯.
41 鄒安眾,湖南人,復旦大學經濟系畢業。長期任職於鐵道部門,曾任平漢鐵路局副局長。盧衍明為商人、住淺水灣,為澳門富商盧華紹後人。兩人均與顧孟餘熟識。
42 有關友聯出版社的起源、宗旨與相關史料,參見區志堅、侯勵英:〈香港浸會大學圖書館友聯資料介紹〉,《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31期(2001年3月),頁92-101。
43、60、61 張發奎口述:《蔣介石與我》,頁486、488-89;490、507;488。
44 〈徵稿簡則〉,《中國之聲》,第1卷第1期(1951年10月11日),封底。
45 張國燾是被張發奎所排擠,張發奎說:「張國燾事實上不適合當領導人。為甚麼呢?他的私生活腐化,喜歡打麻將,不關心其他的事。他說話不負責。他把家?〔原文如此〕女傭都列到中國之聲的員工薪酬冊中。」張發奎口述:《蔣介石與我》,頁501-502。
46 存齋:〈寫於本刊發行之日〉,《中國之聲》,第1卷第1期,頁3-4。
47 顧孟餘:〈經濟制度問題〉,《中國之聲》,第5卷第3期(1952年10月27日),頁3-6。顧的經濟觀點應該受到海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的影響。
48 〈本刊鄭重推薦下列各大刊物〉,《中國之聲》,第1卷第9期(1951年12月6日),頁11。
49 黃宇人:《我的小故事》,下冊(香港:吳興記書報社,1982),頁121。
52 有關此一同盟的簡要敍述,參見楊天石:〈50年代在香港和北美的第三種力量——讀張發奎檔案之一〉,載《抗戰與戰後中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頁628-34;陳正茂:〈五○年代香港第三勢力的主要團體——「中國自由民主戰鬥同盟」始末〉:載陳正茂編著:《五○年代香港第三勢力運動史料蒐密》(台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頁45-70。
53 宣言刊登於《中國之聲》,第5卷第6期(1952年11月17日);此外,張君勱主持的《再生》,第327期(1952年11月16日)亦同時刊出。
54 張惠中:〈來函一〉,《中國之聲》,第5卷第8期(1952年12月1日),封底。
55 歐平節譯:〈泰勒教授對中國新勢力的看法〉,《中國之聲》,第7卷第6期(1953年5月11日),頁7。原文出處為George E. Taylor, “A New Look at Formosa”, The Atlantic Monthly 191, no. 4 (1953): 41-45。
56 汪仲弘註:〈台北舊書攤上發現的「總統府秘書長箋函稿」(二)〉,《傳記文學》,第71卷第4期(1997年10月),頁46。
57 楊天石:〈50年代在香港和北美的第三種力量〉,頁628-30。
59 程思遠:〈我在香港從事「第三勢力」活動的前前後後(下)〉,《縱橫》,1997年第7期,頁20。
62 〈張君勱著第三勢力一書,顧孟餘發表評論,指出張氏論點頗多矛盾之處,實民主自由須賴自我努力〉,《華僑日報》,1953年7月21日,第2張第1頁。
63 《陳克文日記,1937-1952》,下冊,頁1282;陳克文:〈國民黨左派三傑〉,頁1338。
64 有關這兩次考察及其影響,參見喬寶泰:〈中央政府遷台初期之中國國民黨港澳政策——雷震、洪蘭友之赴港建議為例(一九五○—一九五一)〉,載港澳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港澳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史館,2000),頁627-71。
65 「下午三時出席自由中國協會,決定章程及幹事人選,幹事為王雲五、左舜生、金侯城、成舍我、許孝炎、卜少夫等七人。」參見《雷震全集》,第三十二冊,頁208。
67 周圍:〈難民的憤慨〉,《中國之聲》,第2卷第4、5期(1952年1月24日),頁13-15。
72 蔣對於廢止軍隊黨部的提議深表不滿,認為「此等行動與匪諜及漢奸無異」。參見《雷震全集》,第三十三冊,頁81。
75 《蔣介石日記》,1951年5月3日,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下引不再另註。
76 有關蔣介石對於顧孟餘、張發奎等醞釀第三勢力之態度,參見陳三井:〈蔣介石眼中的香港自由民主運動〉,載黃自進、潘光哲主編:《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形塑》,第一冊,〈領袖的淬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頁575-82。
77 《蔣介石日記》,1951年10月23日。
78 《蔣介石日記》,1951年11月26、27日。
79 蔣介石於11月7日宴請伍憲子與李福林,「晚宴伍憲子與李福林等,伍為前民社黨副領袖,政客色彩甚濃,為一學者而已」。《蔣介石日記》,1951年10月7日。當時謠傳伍憲子拿了台灣3萬美元。參見胡應漢:《伍憲子先生傳記》(香港:作者發行,1953),頁96。
82 〈我們對台灣的態度〉,《中國之聲》,第1卷第6期(1951年11月15日),頁2-3。
83 「《中國之聲》案」(1952年1月2日),〈港九政治性組織〉,《外交部/歐洲司/香港及澳門地區/香港》,國史館,典藏號:020-042701-0056。其中收有剪報,蘇辛:〈論毒瘤:與《中國之聲》記者提出商討〉,《自由人》,1951年12月5日,第2版。
84 《蔣介石日記》,1951年12月1日。
85 《蔣介石日記》,1952年11月13日;1953年2月18日。
86 「美國對華政策,其內容與前無異,而且其培植第三勢力與對朱毛為狄托之幻夢至今更烈矣,若不自強,何以復國」(參見《蔣介石日記》,1953年4月18日)。「美國現政府對華政策,仍在積極培養第三勢力,以牽制我政府,並準備乘機替代,其方法之拙劣極矣。但其此種幼稚行動,只有付之一笑」(參見《蔣介石日記》,1953年4月20日)。「美國在三月間復派駐華大使呈遞國書,但其國務卿杜勒斯對承認中共與培植中國第三勢力,以及期待毛匪變為狄托之幻想並未消除」(參見〈本年總反省錄〉,《蔣介石日記》,1953年12月31日)。
87 《蔣介石日記》,1958年5月10日。
88 黎鐵漢在1950至1952年間在香港、菲律賓等地搜集情報,根據駐菲律賓大使陳質平致葉公超函,「黎鐵漢君與李福林交誼甚篤,熟悉兩廣地下人物情形,其與東南其他省地下組織常有聯絡」。參見「駐菲律賓大使館電外交部呈報美國在菲律賓組織中國第三勢力事」(1951年7月2日),〈港九政治性組織〉,《外交部/歐洲司/香港及澳門地區/香港》,國史館,典藏號:020-042701-0056。
89 「黎鐵漢呈蔣中正對香港及東南亞工作意見書」(1952年3月20日),〈中央情報機關(四)〉,《蔣中正總統文物/特交檔案/分類資料/軍事》,國史館,典藏號:002-080102-00013-007,入藏登錄號:002000001014A。
90 張發奎口述:《蔣介石與我》,頁500-507;鄭義:〈張發奎指揮兩次從蒲台島反攻大陸夭折〉,載鄭義編著:《國共香江諜戰》(香港: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2009),頁349;程思遠:《政海秘辛》,頁239-40。
91 林博文:〈一九四九年後的香港第三勢力〉,《亞洲週刊》,第24卷第2期(2010年1月10日),頁32-35;劉小清、陳悅:〈顧孟餘與香港「第三勢力」〉,《民國春秋》,1997年第6期,頁43-47。
93 陳克文:〈改組派與回憶錄〉,載《陳克文日記,1937-1945》,下冊,附錄五,頁1361-62。
94 根據朱樸的回憶,該社之組織為「柏生主持一切總務,思平主編國際叢書,仲雲主編國際周報,我則主編國際通訊。……國際編譯社遍定各國時事雜誌,每星期出版國際週報一期,國際通訊兩期,選材謹嚴,為研究國際問題一時之權威」。朱樸:〈記蔚藍書店〉,《古今半月刊》,第13期(1942年12月),頁19-20。另參見蔡登山:〈文史雜誌的尤物——朱樸與《古今》及其他〉,載蔡登山主編:《古今》,第一冊(台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頁iv。

黃克武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