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校敦煌唐寫本 《神會和尚遺集 》1930/1967：《神會和尚遺集 序 》1930

繄，頓悟之致，何遠之有！
--胡適，神會和尚神會和尚遺集遺集，台北，中研院，胡適紀念館，1967，p.384-85

1967年比1930版本多"附胡先生晚年的研究" (pp.221-500)




神會和尚遺集序  1930

　　民國十三年，我試作《中國禪學史》稿，寫到了慧能，我已很懷疑了；寫到了神會，我不能不擱筆了。我在《宋高僧傳》裏發現了神會和北宗奮鬥的記載，又在宗密的書裏發現了貞元十二年敕立神會第七祖的記載，便決心要搜求關于神會的史料。但中國和日本所保存的禪宗材料都不夠滿足我的希望。我當時因此得 一個感想：今日所存的禪宗材料，至少有百分之八九十是北宋和尚道原、贊寧、契嵩以後的材料，往往經過了種種妄改和偽造的手續，故不可深信。我們若要作一部禪宗的信史，必須先搜求唐朝的原料，必不可輕信五代以後改造過的材料。
　　但是，我們向何處去尋唐朝的原料呢？當時我假定一個計畫，就是后敦煌所出的寫本裏去搜求。敦煌的寫本，上起南北朝，下訖宋初，包括西曆五百年至一千年的材料，正是我要尋求的時代。況且敦煌在唐朝並非僻遠的地方，兩京和各地禪宗大師的著作也許會流傳到那邊去。
　　恰如民國十五年我有機會到歐洲去，便帶了一些參考材料，準備去看倫敦巴黎兩地所藏的敦煌卷子。九月中我在巴黎發見了三種神會的語錄，十一月中 又在倫敦發見了神會的《顯宗記》。此外還有一些極重要的禪宗史料。我假定的計畫居然有這樣大的靈驗，已超過我出國之前的最大奢望了。
　　十六年歸國時，路過東京，見著高楠順次郎先生，矢吹慶輝先生，始知矢吹慶輝先生從倫敦影得敦煌本《壇經》，這也是禪宗史最重要的材料。
　　高楠，常盤，矢吹諸博士都勸我早日把神會的遺著整理出來。但我歸國之後，延擱了兩年多，始能把這四卷神會遺集整理寫定；我另作了一篇《神會傳》，又把《景德傳燈錄》卷二十八所收《神會語錄》三則鈔在後面，作一個附錄。全書共遺集四卷，跋四首，傳一篇，附錄一卷，各寫兩份，一份寄與高楠博士，供他續刑《大藏經》的採用，一份在國內付印，即是此本。
　　神會是南宗的第七祖，是南宗北伐的總司令，是新禪學的建立者，是《壇經》的作者。在中國佛教史上，沒有第二人比得上他的功勳之大，影響之深。 這樣偉大的一個人物，卻被埋沒了一千年之久，後世幾乎沒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了。幸而他的語錄埋藏在敦煌石窟裏，經過九百年的隱晦，遠保存二萬字之多，到今日 從海外歸來，重見天日，使我們得重見這位南宗的聖保羅的人格言論，使我們得詳知他當日力爭禪門法統的偉大勞績，使我們得推翻道原契嵩等人妄造的禪宗偽史， 而重新寫定南宗初期的信史：這豈不是我們治中國佛教史的人最應該感覺快慰的嗎？
　　我借這個機會要對許多朋友表示很深厚的感謝。我最感激的是：

　　倫敦大英博物院的 Dr. Lionel Giles
　　巴黎的 Professor Paul Pelliot

沒有他們的熱心援助，我不會得著這些材料。此外我要感謝日本矢吹慶輝博士寄贈敦煌本《壇經》影本的好意。我得著矢吹先生縮影本之後，又承 Dr. Giles 代影印倫敦原本。不久我要把敦煌本《壇經》寫定付印，作為《神會遺集》的參考品。
　　余昌之周道謀二先生和汪協如女士校印此書，功力最勤，也是我很感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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