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炳琳和胡適的友誼 (《張友仁回憶文集》)、 林詒昌，，《周炳琳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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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奈的群體

    50年代初，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突然轉向，留給人們許多困惑，因為根據他們以往的教育背景和早年的思想傾向，這種轉變缺乏合理的邏輯過程，但他們的集體轉向又是一個既存的事實，我對這種轉變的真實性表示懷疑。對許多人來說，也許不乏真誠的一面，但從整體看是因恐懼造成的。

 最近我讀台灣出版的《胡適的日記》（手稿本），就注意到了一些這方面的資料，這些資料都是50年代初胡適留​​在大陸的朋友和學生寫給胡適的信，胡適摘抄出來，寫在了日記中，有些則是原件貼在了日記上的，這些資料，對於了解50年代初知識分子在思想改造運動中的態度，是極好的第一手材料。
    胡適在1950年6月13日的日記中有這樣一條記載：

    今天我收到一個林詒昌（去年6月北大畢業） 從香港來的一封信，也是題“五四”。

    胡適把這封信貼在了日記本上，得以完整保存至今。信中說：

    你離開祖國一年多了，一年來國家變得更窮困。北大方面，比起旁的 地方來變化還算是最少的，先生們每月可得千斤小米，生活尚過得去。 …
    …最近朋友來信說，吳恩裕先生曾想要自殺，馮友蘭先生卻到開封談土改， 羅常培先生亦熱心，潘光旦、周炳琳、楊人楩諸先生默默無語。 （《日記》   第16冊）

    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出，50年代初，多數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內心是很恐懼的。 1951年11月，京津高等學校教師開始學習改造運動，這次運動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批判胡適，這是胡適離開大陸後，比較集中的一次批判，批判胡適的多數是他過去的朋友和學生。這些人在胡適離開大陸不久，就說出了那麼多不近人情的話，這不符合這群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過去為人處事的方式，可以想見壓力之大。從林詒昌提到的幾位教授看，證之以後的事實，可以確定林詒昌的話是真實的。馮友蘭、羅常培當時變得比較快。

 1952年7月8日的《光明日報》上就發表了羅常培的長文《從三反運動中認識了我的資產階級腐朽思想》，首先檢查了自己過去和蔣夢麟、陳雪屏等人的關係。林詒昌的信是1950年5月4日寫給胡適的，從兩年後羅常培的轉變看，林詒昌說“羅常培亦非常熱心”的判斷是準確的；說“潘光旦、周炳琳、楊人楩默默無語”，也是真實的。特別是周炳琳表現得很有個性。  

1952年4月21日，毛澤東在一份《對北京市高等學校三反情況簡報》中的批語中寫到：

    彭真同志：送來關於學校思想檢討的文件都看了。看來除了張東蓀那 樣個別的人及嚴重的敵特分子以外，像周炳琳那樣的人還是幫助他們過關為宜，時間可以放寬些。北京大學最近對周炳琳的作法很好，望推廣至各校，這是有關爭取許多反動的或中間派的教授們的必要​​的作法。 （《建國 以來毛澤東文稿》第3冊第422頁）

    其中所謂“對周炳琳的作法”是指，為了幫助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周炳琳更好地解除對思想改造的顧慮和端正對於“三反”的態度，北大黨組織有領導有計劃地派人同周炳琳談話，張奚若、馬寅初和周炳琳談話以後，並由周的女兒（共產黨員）做工作後，周炳琳才有所轉變，表示願意聽取大家的批評，進一步做思想檢討。

    從林詒昌對幾位教授的評價中，我們可以感受到在50年代初，並不是所有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都真誠地希望轉變，比如像梁漱溟，陳寅恪、周炳琳等人，就都有過抵制行為。如梁漱溟當時就“不肯洗腦”，對此，胡適在日記中說：

    漱漠的父親梁巨川先生在民國八年發憤自殺（也許是七年尾），原因 不明，但大致是因為不滿意於當時的政治社會。 ……漱漠今天的行為也是   “殉道者” （Martyr） 的精神，使我很佩服。 “不能向不通處變”不能  “自昧其所知以從他人”都是很可敬的。 （《日記》第17冊）

    但可惜的是像梁漱溟、周炳琳、陳寅恪那樣的人太少，加之外力過於強大，這一群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都無可奈何地屈從了，但內心並非徹底認同，為了生存下去，他們終於成了無奈的一群。對於朋友和學生對自己的批判，胡適多數予以諒解，因為他知道這是壓力之下的結果。 1952年下半年，他在給劉紹唐《紅色中國的叛徒》英譯本寫的前言中，特別舉了金岳霖的例子，他認為在外力下要一個知識分子真正轉變是不可能的，他說：

“……他的政權已很成功的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就是將這一位最倔強的個人主義的中國哲學家的腦給洗乾淨了？還是我們應該向上帝禱告請准許我們的金教授經過了這樣屈辱的坦白以後可以不必再參加'學習會'了？ ”（《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第6冊第2293頁）

給胡寫信的林詒昌是北大的畢業生，後來到了香港。 《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中，收有他1948年3月18日寫給胡適的一封長信，信中表現出了對自由主義精神的強烈向往和對胡適寄予的厚望，林詒昌當時還沒有畢業，是一個青年，他對時局的清醒判斷，說明40年代末許多青年學生，是理解和認同自由主義價值觀的。他在信中說：

    先生應該知道：國家確需要你，希望你會為中國開創一個民主的傳統，人民確需要你，希望你將民主精神播送給他們。在今天中國，你最有資格，因而也最有責任去開創一個自由主義的傳統。 （第353頁）

 ****** 周炳琳1892-1963是重要的學人，他的傳記應該出版；張友仁是周炳琳的侄子，《張友仁回憶文集》中有多篇周炳琳的文章，當然值得參考。

張友仁教授，"我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原籍浙江省黃巖縣，1923年11月生于浙江省上虞縣驛亭鎮五夫村。1942年經過浙江省會考，以成績優異取得保送免試升入大學的資格。在西南聯大學習期間，參加了黨領導下的進步組織，并參加了轟轟烈烈的“一二，一”運動。1947年在北京大學經濟系畢業，後留校任教，歷任北大經濟學院教授、政治經濟學專業博士生導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研室主任，兼任西南財經大學兼職教授、北京政治經濟學學會會長、北京經濟學總會理事、中國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研究會理事、中國社會主義政治學史研究會顧問、《經濟科學》雜志編委、《經濟學家》雜志學術委員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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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友仁回憶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2
沒有系統，不過作者能找到的資料都用上；也力求公正點，因為《張友仁回憶文集》中的北大師長，約一半與台灣密切相關。


     有篇"胡適之校長"  除了說他父親到北京就醫. 請胡適之校長幫忙到協和醫院一事是真實的接觸之外  都只是記錄 (當然原北大校長的辦公室可挖洞看民主廣場. 這是當代人無法知道的)

是张友仁先生怀念经济学院的先贤的文章合集，其中包括回忆陈岱孙、周炳琳、马寅初、熊正文、赵迺抟等教授的文章，史料丰富，披露了很多鲜为人知的史实，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具有较强可读性。

 張友仁先生懷念經濟學院的先賢的文章合集，其中包括回憶陳岱孫、周炳琳、馬寅初、熊正文、趙摶等教授的文章，史料豐富，披露了很多鮮為人知的史實，有很高的文獻價值和史料價值，具有較強可讀性。

張友仁教授，"我國"著名的經濟學家。

詳細資料

• 規格：普級 / 1-1
• 出版地：大陸

目錄

周炳琳教授的生平
周炳琳與北京大學
周炳琳與恩師蔡元培
馬寅初先生的生平和學術貢獻
趙摶教授的生平和學術
雜憶北大經濟系顧孟余主任
陳岱孫教授的成長道路和學術貢獻
蔣碩杰教授的生平和學術
懷念恩師周憲文教授
狄超白傳
李大釗同志與北京大學經濟系
憶北京大學經濟系教授鄧拓同志
憶沈從文教授
憶季羨林教授
薛暮橋教授和北京大學
許德珩教授
深切懷念吳恩裕教授
悼念嚴仁賡、葉逸芬夫婦
雜憶毛子水館長
雜憶胡適校長
周炳琳教授和胡適教授的友誼
回憶熊正文教授
艾思奇同志與北京大學
東廠胡同憶舊
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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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評論》有一個編輯委員會。 胡適任主編，蔣廷黻、丁文江協助編務。 社址設在北平地安門內北月牙胡同二號。 初期的社員共11人：胡適、丁文江、蔣廷黻、傅斯年、翁文灝、任鴻雋、陳衡哲、竹 生、吳濤鳴、周炳琳、顧湛然。 因為周炳琳、顧湛然、竹 生很少撰稿，所以胡適在創刊號的《引言》中只突出了其中的“八九個朋友”。 後來又陸續發展了一些新社員，如張奚若、陳之邁、陳岱孫、顧一樵等，社員擴充到了20人。

胡適校長和法學院長周炳琳，

周炳琳和胡適的友誼

作者：張友仁

　　周炳琳（1892—1963），號枚蓀，和胡適（1891—1962）同在北京大學長期任教，他們之間有著極為深厚的友誼。作為一個老北 大人，我對這兩位先生都非常尊敬，現在就從歷史的故紙堆中，撿拾當事人的日記、信函，拼湊出他們在那個特殊的時代為中國的教育、中國的進步奔走的身影……
　　
　　北大共事
　　
　　胡適1917年就已經任北京大學教授，1918年被選為北大英文部教授會主任，1919年代理北大教務長。那時，周炳琳是北大經濟學系的學 生，並於1920年畢業。同年，經蔡元培校長選拔，周炳琳同段錫朋、羅家倫、汪敬熙、康白情五人獲得穆藕初獎學金，成為北京大學首次選送的公費留學生，這 是得到胡適等人的贊同的。
　　1931年1月，蔣夢麟在辭去南京政府教育部部長職務前，簽署檔任命自己為北京大學校長。他向周炳琳發出“回母校幫忙”的邀請，周欣然同意，回到北大任經濟系教授和法學院院長。
　　7月31日，胡適在北平曾與周炳琳有過長談，周炳琳的自由主義思想給胡適以很好的印象。胡適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
　　

　　下午與周枚蓀長談，也關政治。他是國民黨員，但終因北大的訓練，不脫自由主義的意味。他說，南京要人如陳果夫、吳稚暉等都真心真意的希望扶助 蔣介石的天下成功。其實他們若真有此種自覺的主張，尚不失為有主張的政客。所怕者，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他們自己滅頂喪身不足惜，國家可大受害了。

　　
　　當時北大尚缺文學院院長，周炳琳向蔣夢麟建議聘請胡適來擔任這一職務，並於9月14日和蔣夢麟一起去勸請胡適。胡適在當日的日記中寫道：“夢麟與枚蓀（周炳琳）皆要我任北大文學院院長，今天苦勸我，我不曾答應。”後來，在他們的再三勸請下，胡適終於同意擔當此任。
　　蔣夢麟對胡適、劉樹杞（號楚青，被蔣夢麟聘為理學院院長）、周炳琳三位院長說：“辭退舊人，我去做；選聘新人，你們去做。”他解聘了一大批在 北大任職而不稱職的舊官僚；又由三位院長新聘了一大批學有專長的學者為教授，充實了北大的教師隊伍，為北大的振興提供了師資基礎。接著，北大又成立研究 院，胡適任文學研究部主任，周炳琳任社會科學研究部主任。
　　1932年，胡適、丁文江、蔣廷黻、翁文灝、傅斯年、周炳琳、張奚若等在北京組織“獨立評論社”，籌備創辦《獨立評論》週報。這時，周炳琳除 任北大教授兼法學院院長外，同時還任國民黨北平特別市党部委員，因此胡適托他協助辦理“獨立評論社”及《獨立評論》的立案和登記手續。
　　同年5月《獨立評論》創刊後，周炳琳曾為該刊撰寫多篇文章。如《對日新方針與討伐偽國》，主張討伐偽滿洲國，收復東北失地；《我對中國共產黨 的批評》，希望中共循憲政常軌，走議會道路與國民黨相抗衡；《中日國交調整中幾個要點》，要求日本取消偽滿洲國和歸還東北領土，等等。胡適在《獨立評論》 上發表的文章多達123篇。他在對日問題上，主張同日本“直接交談”；在內政問題上，主張民主政治，反對專制；在中西文化問題上，主張充分世界化。
　　1933年元月，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北平分會成立，胡適被推為分會執行委員會主席。該團體被國民黨北平特別市黨部視為非法團體。周炳琳2月6日 在北平特別市党部紀念周上講演“黨治與法治”時，對此事“有所辯正”。他還準備將這份演講稿於當晚專差送給胡適，並希望胡適不要再對記者發表意見，以免某 報記者興風作浪。對於此事，周炳琳在1933年2月6日致胡適函中寫道：“騎兩隻馬的人如琳，慣會發生滑稽的事情，自笑，想先生亦笑我也。”
　　
　　1935年10月，日本帝國主義扶植漢奸殷汝耕在河北省東部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宣佈脫離中國政府。日本政府還要進一步搞“華北政權特 殊化”，國民黨政府成立以宋哲元為委員長的“冀察政務委員會”來滿足其要求。胡適、周炳琳等堅決反對。這年12月，北平爆發了一二·九運動。胡適和周炳琳 雖然同情學生的愛國運動，但是反對罷課。他們一方面設法營救被捕學生，另一方面卻勸導學生複課。他們經常在一起商談和做學生的疏導工作。胡適在一篇文章中 寫道：“在學校方面，夢麟先生、周炳琳和我，為了學生罷課問題和學生南下請願問題，正在竭力勸阻挽留。” 12月10日上午，胡適到北大，知道學生要罷課，他寫道：“我與夢麟，枚蓀忙了一天，不知能挽救否”。12月31日下午，蔣夢麟在北大第三院大禮堂召集全 體學生談話。“蔣講畢，請胡適登臺……末由周炳琳繼續講演，對學生加以勸告，並加訓勉。”可他們並未成功，北大大多數同學一致擁護北平學聯的決議繼續罷 課。蔣夢麟、周炳琳、胡適等又趕到北大校門口勸導同學們上課。胡適在1936年1月4日的日記中對於此事有如下記載：
　　
　　今天為“複課”第一天。早八時，澤涵（江澤涵，北大數學系教授、主任，胡適夫人江冬秀之弟）有課，他打電話來說學生組[織]糾察隊阻撓上課。 我匆匆吃了早飯，趕到第一院（現北京五四大街），見枚蓀站在第一院門口……枚蓀到時，尚未到八點；到八點尚未打鐘，枚蓀去問，始知有阻撓。他命令校役打 鐘，並勸糾察隊不要阻撓。但糾察隊不肯撤去，說不敢阻撓同學，但要勸告同學。枚蓀說，“好罷，你們勸他們不上課，我也來勸他們上課！”枚蓀站在門口，自上 午八時直到下午三時。第一院上課可說是他一人之功。夢麟也到第二院（現沙灘後街）勸散糾察隊。我十點到第二院……
　　
　　在1936年第228期《獨立評論》上，周炳琳發表《冀察現局》一文，反對冀察政權的特殊化以及華北政權的特殊化，這篇文章和張奚若的《冀察 不應以特殊自居》一文，觸怒了宋哲元，《獨立評論》被勒令“立即停刊”。《獨立評論》被封後，當局還準備抓人，當時北平最高法院院長鄧哲熙怕事情鬧大不好 收拾，請北大校長蔣夢麟和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出面疏通，將一切責任往正在加拿大參加太平洋學會的胡適身上推。北平當局允許等胡適回國再解決。胡適回國後給 宋哲元寫信“表示我個人負責道歉之意”後，得到宋哲元的諒解。《獨立評論》於4月復刊，直到七七事變停刊。
　　1936年4月，“冀察政務委員會”與日本秘密簽定了“華北防共協定”。但宋哲元的第二十九軍畢竟是參加過長城抗戰的軍隊，5月30日夜的幹部會議決定方針不變，不脫離中央。胡適得知後，在31日寫了與宋哲元書的草稿，徵求周炳琳的意見後，以《敬告宋哲元先生》發表：
　　

　　我們深信，在這個時候，國家的命運已到了千鈞一髮的時候，凡是反對中華民國的人，凡是有心破壞中華民國的統一的人，都是存心遺臭萬年的人，我 們決不可姑息這種人，必須用全力撲滅這種賣國求榮的奸人。不如此的，在今日的漢奸，在中華民族史上永遠是國賊……熙洽，張景惠，殷汝耕都沒有力量，因為他 們都脫離了國家的立場，所以永遠成了漢奸國賊，他們不能不托庇在敵人的鐵蹄之下，做了受保護的奴才。這些奴才將來都有在中山墓前鑄長跪鐵像的資格。我們這 個國家現在雖遭厄運，是決不會滅亡的。我們不可不明白這一點：一切脫離國家立場的人，決難逃千萬年的遺臭！

　　
　　1937年4月，胡適在北平的報刊上寫了星期論文《讀經平議》，周炳琳看後認為“有肉，有骨，並且有刺”。胡適很重視他的意見，把它記在日記上。
　　長期在北大哲學系任主任的鄭昕教授曾在1952年描述過周炳琳和胡適等人的密切關係：
　　
　　胡適、傅斯年那樣驕傲，自以為“學問老子天下第一”，但關於學校的大事在作出決定前都要“問問枚蓀”。遇事讓你三分。
　　

（《北大三反快報》1952年4月23日）
　　
　　抗戰歲月
　　
　　1937年，周炳琳出任南京政府教育部常務次長。5月21日下午，他離平赴京履新，這一天胡適又上課又開會，下午五時半，還和北平各大學校校長一起趕到前門東車站為周炳琳送行。列車臨時改由永定門車站開行，胡適又和蔣夢麟、樊際昌（北大課業長）等轉往永定門車站送行。
　　6月19日，胡適來到南京，20日上午到中央政治學校研究部開“出席世界教育會議代表第一次會議”。下午，周炳琳和他談話，晚上兩人又在皇后 酒店一起吃飯。胡適的東京之行因故未走成，21日動身回北平。周炳琳早起送他從南京下關坐輪渡過長江到浦口，一直送上赴北平的火車。
　　此前，周炳琳曾於6月6日寫信給胡適，替蔣介石邀請其上廬山與蔣“暢談”：
　　

　　日前應邀到廬晤蔣，所談頗多。……琳與蔣並有一次個別談敘。他表示上次先生到南方，未得晤面，深以為憾；並知道先生將出席世界教育會議，甚盼 行前能到廬一暢談，意甚懇切，並謂將親函先生邀約。此與廣大會談系兩件事。唯會談或將分三次，期間是七月十五至八月十五。先生能于七月初到廬一遊甚佳。

　　
　　7月7日抗戰爆發後，蔣介石在廬山召開國事“談話會”。胡適、周炳琳等均前往參加。在廬山，他們經常在一起長談和吃飯。胡適在日記中寫道：25日，“枚蓀來談國事，正相向感慨”；27日，“與枚蓀……到惠而康吃晚飯。”
　　7月28日，胡適下廬山，乘水上飛機到南京，住在教育部內。這時南京多次遭到敵機的襲擊，有時一天多達五次。8月18日，胡適與周炳琳等同到大三元吃晚飯，飯後到後湖。胡適對此寫道：
　　

　　雇了一隻船，蕩遍湖中，月已將圓，光彩絕好。湖上只有我們一隻船，荷花在月光裏不很出色，湖水映著月光，淒清動人。湖中有兩處插有標杆，搖船的女人說，這都是前天丟下炸彈之處。我們坐了一點多鐘的船，上岸又步行了半點多鐘，才離開湖上。枚蓀說，我們真是苦中作樂。

　　
　　抗日戰爭爆發後，周炳琳在南京政府教育部常務次長任上，經手辦理將北大、清華、南開三所大學遷往湖南長沙，成立臨時大學的檔，這三所大學的 校長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為臨時大學常務委員。臨時大學1938年遷往昆明，改名西南聯合大學。蔣夢麟不在時由周炳琳代理常務委員，梅貽琦離開昆明期 間，由周炳琳代常委會主席。西南聯大在抗戰時期培養了不少人才，做出很大的貢獻。
　　1937年9月，胡適接受蔣介石給他的任務，以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的身份到美歐各國開展國民外交，宣傳中國人民團結抗戰的決心，爭取各國政府 和民眾的同情和支持。出國前，他到南京坐船赴武漢，周炳琳、吳之椿等人前來送行。晚上9時，他們送胡適一行上船。胡適到武漢後又轉香港、菲律賓、檀香山到 三藩市。在三藩市他寫信給周炳琳，講述此次行程和見聞。次年，胡適被任命為“中華民國駐美利堅特命全權大使”。
　　1939年12月17日北京大學41周年校慶，也是胡適48歲生日，西南聯大的蔣夢麟、梅貽琦、周炳琳、趙迺摶等多位教授，還有蔣夢麟夫人陶曾谷女士聯名給胡適寫了一封賀信：
　　

　　適之先生：今日是學校的生日，也是先生的生日。我們忘不了先生的生日，也如忘不了學校的生日一樣。我們剛開過紀念會就寫這封信來慶祝先生的生辰。
　　北大41周年紀念日在昆明

　　
　　胡適擔任中華民國駐美國大使，歷時四年，積極宣傳抗戰，努力爭取外援，到1942年9月8日卸任。
　　
　　易長風波
　　
　　1945年，原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在重慶擔任了行政院長宋子文的行政院秘書，他於是年6月履新後，在給鄭天挺教授的信中說：西南聯大常務委員 擬請（周）枚蓀兄代理，北大事務擬請鄭先生偏勞。蔣夢麟在任北大校長前擔任南京教育部部長時曾親手制訂“大學校長不得兼任行政官吏”的規章，現在理應辭去 北大校長的職務。可是，他仍想繼續擔任北大校長，這就遭到北大教授們的一致反對。在1945年6月底北大教授會討論此事時，周炳琳認為既然做官不能兼任北 大校長，即建議由在美國的胡適擔任北大校長，在他未到校前，由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長。
　　1945年8月，蔣夢麟經朱家驊和傅斯年的勸說，終於同意辭去北大校長之職。這時傅斯年又向教育部部長朱家驊建議，由“枚蓀代理一時”。由於 周炳琳是反對蔣夢麟兼任北大校長的領頭人物，他堅決拒絕代理北大校長，表示“不肯居於負責的地位”。周炳琳同湯用彤、張景鉞、毛子水等四位教授聯名電請胡 適回國擔任北大校長。9月，中華民國政府任命胡適為北大校長，並由傅斯年在胡適回國前代理北大校長。
　　關於請胡適回國擔任北大校長一事，胡適夫人江冬秀的弟弟江澤涵教授在1945年9月14日致胡適信中寫道：
　　

　　夢麟先生做官而兼校長，幾全體不贊成。有些人以為他將來回來，暫時北大敷衍過去，也未嘗不可，但這只是與他最接近的少數人，多數人很痛恨戰時 北大敷衍（他）的不當，枚蓀、孟真二位則從大道理上說，非要你來任校長不可。孟真先生我並未會見，枚蓀兄說過這些話：“勸適之先生回國與勸他回國任校長， 看作是同一件事，不容易分開。現在蔣校長做官了，中央研究院又有代理院長，這是適之先生任校長的一個最好的機會。”
　　他的理由是：“現在是最重要的時期，只有適之先生能來改善北大，並影響全國大學，這就像以前蔡先生的時候一樣，別人不能當此任。”他認為： “蔣校長的興趣不在大學教育。戰時他對北大的事不問，但他每日忙著招待無關重要的外國人同雲南的顯要，可見他的興趣所在。適之先生也無法推避，正如周鯁生 先生不能不去武漢一樣。”

　　
　　1946年9月，胡適回到北平就任北大校長。他聘請周炳琳為北大法學院院長。法學院法律系、政治系、經濟系的教授均由周炳琳負責聘請，並由胡 適在聘書上加蓋簽名印章。他從國內外積極延聘學有專長的著名教授，充實了北大法學院的教授陣容。法律系有戴修瓚、燕樹棠、冀貢泉、芮沐、費青、蔡樞衡、陳 瑾昆、李士彤、劉志煬、汪暄等；政治系有錢端升、王鐵崖、吳之椿、許德珩、吳恩裕、樓邦彥、龔祥瑞、崔書琴、張佛泉等；經濟系有趙迺摶、周作仁、楊西孟、 陳振漢、宋作楠、樊弘、蔣碩傑等。從1946年秋到1948年底，他們在北大密切地共事，直到胡適離北平南飛。
　　
　　密友殊途
　　
　　1946年11月，國民黨政府在南京召開偽國大。胡適、周炳琳、許德珩等都被指定為“國大代表”。這時，周炳琳和許德珩對於這個“國大”已經 不抱有任何希望，所以堅決拒絕參加。他們“一致聲稱：願參加一個能代表各方面的國大，深恐參加了這樣一個國大（指偽國大），會增加分裂的可能”。“周院長……他在一年多以前，已在參政會上指出政治混亂之可怕，到今天似已感無可奈何”（《大公報》天津1946年11月13日）。南京政府一再來電催他們前往 參加，他們都拒絕了。周炳琳還不斷勸說胡適也不要出席偽國大。他於1946年11月9日致函胡適，函中寫道：
　　
　　適之先生：
　　聞先生即將飛往南京準備出席國民代表大會。此時赴會，是否為賢智之舉動，琳以為尚值得考慮一番。撇開此舉之政治關係不談——先生對於現實政治 之看法，琳絕對尊重——單講校務，此時可以說尚未正式上課，事甚繁亂，局面未趨穩定。我們希望校長在此坐鎮，事來重心有托。先生能否考慮遲兩周，俟會真能 開成再去？不是杞人憂天，一年余昆明歷次事件之經驗已使人成了驚弓之鳥。

　　自信可以做亡命客，但在校長一日，終是矜持。先生倘亦笑其愚乎？
　　專肅，敬候
　　晨安！
　　周炳琳謹上
　　十一月九日
　　
　　據當時胡適的隨身秘書鄧廣銘副教授說，周炳琳還曾多次到北京大學松公府胡適的校長辦公室中勸阻胡適，並同胡適爭吵得面紅耳赤。可惜胡適不聽勸告，獨自前往參加，並在偽國大上作為主席將通過的偽憲法雙手捧交給蔣介石。
　　1947年，中央研究院要選拔院士，胡適本人對於人文組的經濟學、法學兩學科的情況不太熟悉，他請周炳琳幫助提出這兩個學科的院士候選人，周 炳琳在致胡適函中，為法學提出了郭雲觀、吳經熊、劉志煬、李浩培等四位；為經濟學提出了馬寅初、陶孟和、楊端六、何廉、方顯廷、陳總（岱孫）、趙迺摶、楊 西孟、蔣碩傑等九位。在周炳琳提出的院士候選人名單中，既有資格較老的著名專家，又有不甚知名的青年專家，如蔣碩傑等。他認為：這些“已出面的人物……誠 然是成熟些，但求進步不能靠他們。如果可以不必要表面出色的人物，我這名單中恐怕只有三數人雖不甚出名卻是值得抬舉。”
　　1948年12月，北平圍城中，胡適於15日乘蔣介石派來的飛機從南苑機場直飛南京。他在南苑軍用機場候機時，撕下報紙中縫的空白處，用毛筆寫下：“枚蓀兄：我走了，一切請多保重！ 適之”，並托他的專用小轎車司機送到中老胡同北大教授宿舍交給周炳琳。
　　1950年6月9日，身在美國紐約的胡適在給沈怡的信中寫道：“所謂大國領袖，所謂大政治家，都不免古人所謂‘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居然與1931年周炳琳同胡適談話中的看法完全一致！
　　6月13日，胡適收到1949年6月北大畢業生林詒昌5月4日從香港寄來的一封信，信中寫道：
　　
　　胡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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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朋友來信說，吳恩裕先生曾想要自殺，馮友蘭先生卻到開封談土改，羅常培先生亦熱心，潘光旦、周炳琳、楊人楩諸先生默默無語。
　　
　　 9月9日，胡適在美國紐約又收到蔣碩傑（前北大經濟系教授）寄來的陳振漢、趙廉澄（趙迺摶，原北大經濟系教授、主任）給蔣碩傑的兩封信，在趙迺摶的這封信中說：“枚蓀先生自去年三月初擺脫院務，弟亦于七月間辭去系務”。
　　在1956年的批判胡適的運動中，周炳琳主動提出要參加批判胡適的會議，想提高對胡適的認識。會議後，周炳琳對人說：我沒有聽出什麼道理來。周炳琳並沒有改變對胡適的認識。
　　1962年2月24日，胡適因心臟病猝發而逝世，享年71歲。治喪委員會由陳誠任主任委員。遺體於10月15日安葬于南港舊莊墓園。周炳琳於 1963年因患脊索神經萎縮症，入住北京醫院，醫治無效於10月24日逝世，享年71歲。治喪委員會由何香凝任主任委員。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
　　
　　（責任編輯陳小麗）

周炳琳文集

• 作者： 周炳琳
• 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
• 出版日期：2012

收集了周炳琳先生的94篇文章與來往書信63封，可以使我們重溫這位前輩民主人士走過的歷史，更加堅定地推進中華民族民主事業繼續前進。橘鄉黃岩自古鐘靈 毓秀，英才輩出，五四精英周炳琳就是其中佼佼者之一。周炳琳（1892—1963），字枚蓀，黃岩人，五四運動的積極分子。一生為民主呼號奔走，為偉大的 理想，為國家民族的振興而努力奮斗，他是橘鄉大地上空的一顆明亮的星。由他翻譯的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法文部分）五卷巨著，已成為不朽的精神財 富。

周炳琳（1892—1963），字枚蓀，浙江黃岩人。

 

目錄

第一部分 文章
第二部分 來往書信

周炳琳年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