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23日 星期二

阮毅成 (1905-1988) 1947 1948《適廬隨筆》《八十憶述》《彼岸/前輩先生》〈吹不散的心頭人影─敬悼胡適之先生〉。"我來正值黃梅雨,日日樓頭看山霧;才看遮盡玉皇山,回頭已失樓前樹。" 1925.1.14





 吹不散的心頭人影——敬悼胡適之先生/阮毅成

1948年10月19日,胡適到了杭州,當時他住在西湖邊的新新旅館。 第一天,他參觀了錢塘江大橋、遊覽了六和塔和西湖之後,隨即來到浙江大學。 在與竺可楨校長夫婦、鄭曉滄、潘企莘等老友會面後,第二天,胡適又遊覽了西湖邊孤山的“林社”(即紀念求是書院創始人林啟的團體和景點),並且看了高嘯桐 先生的遺像;下午,胡適遂在浙大演講,題目是“自由主義”。 胡適應竺可楨邀請,此次在浙江大學講演,當時正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選舉之後,全國各地有許多學校紛紛邀請院士去做學術演講,胡適就是在武漢大學演講之後先 到上海、再赴杭州的,而胡適在浙江大學演講的題目,另有一說是《自由的來源》(此次演講的文稿,筆者遍尋無著,至為可惜)。 胡適講演完畢,他就經上海回到北平去了。 此事見之於阮毅成的《適廬隨筆》(刊台灣《小世界》第401期,1972年9

1948.11.18 給阮毅成信:.....並得暢談至今以為快事......


阮毅成(1905年11月15日-1988年7月28日),靜生思寧,學名冠華浙江餘姚臨山人,法學家

目錄

經歷

1918年,入讀浙江省立第一中學(今杭州高級中學)。五四運動時期,曾參與組織「新吾學社」,與查猛濟合夥創辦《明星》(月刊)。後來《明星》月刊先後改名作《雙十》、《浙江新潮》,是浙江省最早的白話思想潮流刊物。1927年,於中國公學大學部政治與經濟系畢業。畢業後赴法國留學。1931年,於法國巴黎大學畢業,獲法學碩士學位]。1931年,回國,先後擔任國立中央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央政治學校教授兼法律系主任,《時代公論》主編。1937年,擔任浙江省第四行政督察專員。抗日戰爭早期,擔任浙江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廳長,英士大學教授,英士大學行政專修科主任等職。抗戰勝利後,參與籌建浙江大學法學院,並擔任國立浙江大學法學院首任院長。1946年,任南京國民政府制憲國民大會代表1949年,赴台灣。先後擔任《台灣日報》、《中央日報》社社長,《東方雜誌》主編,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董事會董事兼總幹事,台灣政治大學教授兼法律系主任,世界新聞專科學校教授等職。

家屬

阮性存,字荀伯(1874年~1928年),早年留學日本,曾參加辛亥革命,為杭州第一位名律師。 妻錢英中華民國第一屆立法委員,是著名的立法院十姐妹之一。育有子女五人,三子阮大方,為知名政治評論家。

逸聞

為人有儒雅之名。善收藏。

著作

  • 《政言》
  • 《國際私法》
  • 《中國親屬法概論》
  • 《法語》
  • 《陪審制度》(為法學名著)
  • 《制憲日記》(商務印書館出版)
  • 《地方自治與新縣制》(台北聯經,1978年11月出版)
  • 《政治論叢》
  • 《比較憲法》
遺有著作:
  • 《毅成文稿》
  • 《八十憶述》
(TingShan Tsai──和林漢章其他 7 人
......昨天又跑去中和國立台灣圖書館借了阮毅成的《彼岸/前輩先生》合刊一書,它其實是兩本寫人物的小書合在一起。這些人有的都已故去,因之稱為《彼岸》,相對於作者是此岸。而前輩先生則都是年長於作者的。我喜歡看別人寫人物,有許多細節,和人際關係。由此我自己可以建構他們彼此的人際網絡。有的朋友常常驚訝於我怎麼知道那麼多事,其實是由於這些別人不看重的點點滴滴累積起來的。與上周從賢次兄處借得阮毅成的《八十憶述》上下冊,此時可以並讀,相輔相成。大樂)



(阮毅成: 在杭州的最後半年)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声明:此文作者禁止复制,如需转载必须经得作者同意。    十一月十九日下午,洪蘭友與邵毓麟兩兄,護送陳布雷先生的靈車,到了杭州城站。我與許紹棣兄前去迎靈。並執紼送到南星橋四明公所暫厝。晚間,蘭友兄來我家 長談。他時任國民大會秘書長,對大局內幕知道很詳。他所講的各事,尤其是春間的國民大會,怎麼會選出李宗仁爲副總統的經過,我眞是聞所未聞。他說:「現在 勦匪軍事失利,眞是兵荒馬亂之日,又值歲暮天寒之時,死者以入土爲安。布雷先生少時曾在杭州高等學堂肄業。國民政府成立後,又曾任浙江省教育廳廳長。故已 與其家屬商定,即行下葬。墓地已選定江干的徐村,日期已選定十二月十日。」屆期,我到徐村送葬。天寒路遠,到者不多。我自徐村步行到九溪十八澗,此爲我少 時遊山所常經者。我看茅亭上所懸的對聯,用俞曲園(樾)所寫的詩句:「重重叠叠山,曲曲灣灣路。丁丁冬冬水,密密層層樹。」依舊掛着。我在亭中坐了一會, 想到清初袁子才(枚)的遊九溪詩:「山無佛像山纔古,水有漁舟水不幽。我愛九溪十八澗,把人引去又勾留。」我又想到南宋陸放翁的遊山西村詩:「山重水複疑 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有人說,就是指的西湖九溪十八澗。我看,這尚待考證。我本想與少時遊與一樣,脫了鞋襪,涉水而赴虎跑或龍井,品一次好茶。無奈冬 天的水太冷,人已中年,究不能與少時相比。乃步行至赤山埠,而到了臨湖新建的辛亥革命紀念館。館已建成,而內部卻空無一物。這本是白雲庵的遺址,其旁即爲 月下老人祠。白雲庵的住持意周和尚,是參加辛亥革命的老同志。清末,先烈徐鍚麟,赴安徽謀刺恩銘,浙省革命前輩吕戴之(公望)先生等,就曾在庵中治酒送 行。抗戰以後,意周和尚掩護我敵後游擊隊,並隱藏與後方通訊的無線電臺,爲日寇發覺,予以圍捕。幸得一位小沙彌先行報信,他於午夜逾牆而走,僅以身免。而 庵房,連同月下老人兩,全爲日寇縱火焚燬,夷爲平地。抗戰勝利以後,意周和尚迄未回杭,可能已客死他鄉。我邀請當年曾參加辛亥光復之役的諸前輩,在我家餐 敍。決定就廢址建革命紀念館,再謀復建月下老人祠。建館之事,由杭州市工務局局長沈景初兄負責,自設計、畫圖,到編列預算,實際施工,我皆曾從中協助。迨 我與杭州市市長周企虞(象賢)兄先後去職,就沒有人再過問此事。
    民國三十七年十月十五日,六兒生於杭州自宅。因鷄聲初報,天方破曉,故名之曰大白。我在十年前,辭去金華專員時,二兒大正生。此次辭去民政廳廳長,亦得一兒。正是:「有子萬事足,無官一身輕」。可惜時局不靖,生活艱難,並不能「一身輕」也。
    十九日,胡適之先生來到杭州,住裡西湖新新旅館。因外間未有知者,故我於晚間去拜訪,座無他客,暢談了二小時。他說:㈠美蘇必戰,且爲期不遠;但戰爭時 間,並不如外間所想,一用原子彈,即可縮短,亦須數年方可結束,但不致如二次大戰期間之長耳。㈡原子彈對於蘇聯,威脅並不大。因蘇聯面積廣,工業建設並不 集中。㈢我國戡亂,已成爲三次大戰之一部份。世界上除美國外,能繼續反共,並與之作戰者,惟中、英二國。歐洲大陸各國,一旦有事,即可全部淪陷。希特勒當 時尚須逐步攻擊,但今後各國國內,均有第三國際組織,一呼百應,毋待戰爭也。蘇聯無強大海軍,故英國所受攻擊之危險並不大。㈣世界只有民主自由與反民主自 由兩大集團,中國必須參加一方,無置身事外或中立之可能。中國此時,仍只有一面繼續剿匪,一面等待第三次大戰之到來,一如上次抗戰時,等待太平洋事變發生 者同。㈤美國大選,杜威必可上臺。但杜係檢察官出身,氣度並不寬厚。杜今日爲競選所宣傳之如何援華等等,他日未必能全部兌現。」胡贈我最近出版的「胡適的 時論一集」一册,我贈以浙江行政學會所發行的勝流半月刊一至七卷合訂本全份。因太重,由我於十一月五日,郵寄北平。
    次日中午,浙江大學校長竺藕舫(可楨)先生,在校中約胡先生便餐,邀我作陪。飯後,參觀浙大文學院新收購之孫氏玉海樓藏書,及俞曲園賀孫琴西八十壽詩,與 章太炎撰孫傳原稿。二時,胡對浙大學生講演:「自由主義與中國」,謂中國歷史上爭思想、信仰、學術自由者甚多,因始終忽略政治自由,故迄未爲中國立下自由 基礎。四時,胡自浙大逕赴城站,登車赴滬,在城站送行的,只有竺校長與我二人。胡謂宣統三年,與竺同考取官費留學,竺名次在十名以內,胡則爲第五十五名。 胡又約我明春赴北方一遊,保證屆時北方局勢仍屬安定。
    胡先生回到北平後,於十一月十八日,致我一信:「謝謝你寄來的勝流合訂本七卷六巨册。這次遊杭,得見着你,並得暢談,至今以爲快事。北方人心較安定,可以 告慰。」但十二月十四日,北平城即已被圍,西苑機場不能使用。十五日下午四時,胡先生在南苑機場,乘政府專機南下。從此,他就未能再回北平。民國四十一年 冬,胡先生第一次到臺灣。我們見了面,他說:「那一次我們的西湖夜談,我說了許多,眞是書生之見,不足爲憑。」
    我其時也想聽聽軍人的意見,所以,就在有一次經過上海時,走訪當時任淞滬警備總司令的宣鐵吾兄。在抗戰以前,他就擔任浙江省保安處處長。抗戰時期,我二人 眞正辦到軍民合作,政令固通行無阻,私交也極爲友好。總司令部在上海天通庵,就是戰前的日本駐上海的海軍司令部。他說:「共匪在東北統一後,必將入關。傅 作義將退保察綏,平津在三天內,即可全失。屆時,東南情勢將眞趨嚴重,我方抵禦把握並不多。京滬不守之後,美、蘇之戰始會發生。但上海有英、美人士的投 資,英、美會保全上海。英、美商會現已有設立上海國際城之說,其範圍即爲總司令部所管轄之區域。」後來證明英、美並未思保全上海,國際城也並未成立,美、 蘇之戰,更迄未發生。
    到了十二月中旬,張道藩兄在到徐蚌勞軍後,回到南京,打電話到杭州給我,說:「此行身心至爲疲憊,京中氣壓低沉,人心紛亂,思來杭州作短期休息。惟不願住 旅館,亦不願住友人家中,請兄代借一招待所,可以給我好好靜養。」我說:「現值冬季,湖上遊客不多,一定可以借到。」我於是與浙赣鐵路局局長侯家源兄商 洽,借該局在西湖南山長橋的招待所,供張暫住。並於道藩兄抵杭之日,到杭州城站去接他。道藩兄與蔣碧薇女士同來,我們坐上了汽車,我說:「已在招待所留了 兩個房間,並關照絕對保密,勿使有外人與記者打擾。」蔣就對我開玩笑地說:「你這個儍瓜,爲什麼耍留兩個房間?」在道藩兄留杭期中,我與他深談過幾次。他 很坦誠的說:「徐蚌敗象已呈,現已無法隱諱。徐蚌一失,中樞就會有劇變。共軍勢必南下渡江,京、滬、杭均將不保。兄兒女眾多,又皆幼小,宜及早預作移家之 計。」我問他此後的行止,他說:「只有到臺灣去的一條路。」
    臺灣!原是中國的領土。甲午中日之戰,割讓給了日本。抗戰勝利,臺灣光復,重歸祖國的懷抱。我平時所知道的臺灣,只是如此而已。
    抗戰初期,李友邦率領臺灣義勇隊,到了浙江的金華,住在酒坊巷,我曾與他們見面,這是我第一次見到的一批臺灣同胞。第二次見到的臺灣志士,則是謝東閔先生 等一行。時在民國三十四年五月,中國國民黨在重慶,舉行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我由浙江省選爲代表。因湖南省的衡陽,已經失陷,我們東南各省,悉爲敵軍包 圍,無法從陸路西行入蜀,只得到福建省的長汀,等侯美軍派飛機來接。謝先生等是臺灣省的代表,其時,抗戰尚未勝利,臺灣尚未光復,他們的工作是十分艱苦 的。相談之下,才略略知道臺灣的情況。我尤其對謝先生篤實踐履的風度,至爲欽遲。第三次見到臺灣的人士,則是在民國三十七年四月十五日,臺灣省參議會回國 考察團一行十三人,其中有翁瑞棠(鈐)、劉濶才等諸君。他們到杭州來訪問,我代表浙江省政府接待。大家談得很投機,此後乃皆成爲好友。後來,建造錢江大橋 的工程師茅以昇兄,訪問了臺灣,回到上海。我有一次,在上海北站候車,遇到了他。他力讚臺灣的物產之富,人民之勤,風景之美,勸我一定要去臺灣看看。當 時,道藩兄說到了臺灣,就促使我動了臺灣之行的遊興。我知道,我已有好多位門生舊屬,在臺灣任事,我便與他們通訊,申述想到臺灣一行的意思,他們皆來函歡 迎,並爲我預先筹劃行程及食宿等項。
    民國三十七年十月二十八日下午七時,杭州中國銀行經理,兼杭州市市商會會長金潤泉(百順),約我到後市街由義弄他家中晚飯。同座者,有祝芾南(紹周)、余 越園(紹宋)、斯夔卿(烈)、徐青甫(鼎年)、錢士青(文選)、張旭人等諸位先生,以我年爲最少。席間,金謂自民國成立以來,內戰頻仍。每當交迭之時,均 由商會出面維持,民間乃得免於損失。現在時局又趨於嚴重,故約諸公一談。諸公現皆無官職,不在黨政機關。故可超然交换意見。我當時懷疑金與陳公洽原係兒女 親家,是晚之會,乃陳公洽所授意,故終席未發一言。但私意則認爲此次係共黨叛亂,與以往之軍閥混戰不同。軍閥只知爭權奪利,並不干涉人民之思想舆生活。金 潤泉老於世故,對應付軍閥,具有經驗,以爲只要化錢,即可平安無事。他不了解共黨並非昔年的軍閥,如果到來,他自己也必難逃被清算闘爭的命運。
    十二月二十二日,冬至。下午一時半,余越園(紹宋)先生約至其菩提寺路萱壽里家中晤談,到有呂戴之(公望)、金潤泉、張佐時(衡)、王曉籟等諸位先生。 呂,爲老革命黨人,曾於民國五年,浙人反對袁世凱稱帝宣告獨立時,任浙江省省長兼督軍。張,時任杭州市參議會議長。王,甫自上海來。金潤泉謂:「昨日晤陳 主席,陳謂國事非其所能問。至浙省省內事,其力足以了之,希浙人不必驚慌。亦不必對省政府的應變方針,多所疑慮。」二時,余越園、金潤泉、王曉籟、張佐時 四人,同赴省政府,訪陳公洽主席。本亦推呂戴之先生,呂不願去,遂改推張。余越園先生等旋即回來,謂:「陳主席仍只有那幾句話,並謂船到橋頭自會直。」我 聞言後,心疑陳將另有異圖,我全家以早日離杭爲是。
    先是於三十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我得廣州中山大學校長陳可忠兄的來信,問我願否到中大任教。我聞中央已有如大局逆轉將先遷廣州之說,則先行赴粵也未始不是一 個辦法。我正在猶疑未決之時,又得廣東省財政廳廳長胡鐵巖(善恒)兄來信,謂:「廣東治安不佳,物價昂貴。內部並不一致,日後亦難保安全。」加以道藩兄 說:「只有臺灣一條路」,遂函可忠兄辭謝,決心前往臺灣。




 "他以烟霞洞写的梅花诗来祝福新《努力》的生命,有一天,他看见憔悴的梅树在秋风中苦撑,曾写下这样几句诗:

  我们不敢笑他们早凋;

  让他们早早休息好了,

  明年仍赶在百花之先开放罢!

   在《一年半的回顾》文中,他说:"今日反动的政治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拜金的国会议员已把曹锟捧进新华门了。……但我们并不悲观。我在《努力》第53 期上曾说:我们深信,有意识的努力是决不会白白地费掉的。"《努力周报》最终没能复刊,但后来的《现代评论》《新月》《独立评论》,我们依稀能看见《努 力》当年的影子。胡适说,将来的新《努力》要多做思想文学上的事业,"没有不在政治史上发生影响的文化"。他这样想,大致上也是这样做的。

   小住烟霞洞时,胡适曾送了一首《烟霞洞》的诗给善于烹饪的金复三居士,金烧的素菜在西湖一带有名,竺可桢说烟霞洞"以素肴清洁闻名湖上"。十多年后,竺 可桢等16人来为胡明复扫墓时,亲眼看到堂中挂着胡适当年养病烟霞洞时这首白话诗的手书。胡适的这幅手迹,在抗战期间好不容易保存下来了。1947年,已 是80高龄的金复三思念胡适,希望能亲手烧几样素菜给胡适吃,托阮毅成转告,胡适很是感动,给金写了一封长信,说要到杭州看他。可惜,等到1948年10 月胡适再到杭州时,他已离世。......

   二  讲演浙大

  1948年10月18日,胡适在离开大陆之前应竺可桢之邀到了杭州,下榻在里西湖边的新新旅馆。他俩同为庚子赔 款余额的留美学生,分别做了南北两个大学的校长。胡适此来杭州,故地重游,也许他没想到这是最后的一次。19日是个雨天,他在雨中游西湖,然后到浙大访竺 可桢,见到竺夫人陈汲等人。竺可桢约他20日中午在家里吃饭,因为其夫人多次说要在家里招待胡适。

  10月20日上午,杭州天晴,胡 适雇小船在西湖上荡了一会儿,再到孤山纪念林启的"林社",去看辅佐林启办学的高啸桐遗像。在竺可桢家吃中饭时作陪的还有苏步青、阮毅成等人。下午二点 钟,他在浙大体育馆讲"自由主义"。这是他自己在日记中记的。虽有浙大学生唐为根后来回忆,胡适在浙大大礼堂讲话,由于讲话"不得人心","台下学生不断 地出现哄声四起"。但第二天的《国立浙江大学日刊》报道:"胡先生谈笑风生,记取古今中外诗文史事,如数家珍,杂以诙谑,亦谐亦庄,听之如饮醇醪。凡历一 时有半,掌鸣有如春雷声中而毕。"(转引自段怀清《胡适1948年在浙江大学的演讲及其他》,《社会科学论坛》2008年8月上半月期,75页)如果说校 刊说的是客气话,不可完全采信,那么竺可桢当天的私人日记则是可信的,那天听讲的浙大师生八九百人,大部分都是站着听讲的,"但终一小时二十分,鲜有退 者,亦可知适之演讲之魔力也。适之小余一岁,近来人甚肥硕,但演讲时已汗流浃背矣,因下午相当热也。"他从二点一直讲到三点廿分,演讲结束,回到校长办公 室稍坐,即由竺夫人陈汲亲自送往车站,乘四点的快车回上海。胡适对此次演讲印象深刻,直到1961年12月30日,离世前不久,吃晚饭时他还和秘书胡颂平 说起竺可桢的第二个太太是陈源的妹妹,"这位陈小姐,面孔圆圆的,长得很甜。我的太太对我说,如果她死了,她劝我娶这位陈小姐,可以看出我太太对她的喜 欢。胜利之后,我到浙江大学去演讲,可桢是浙大的校长,他和他的太太住在礼堂楼上。"





FROM THE COLLECTION OF RUAN YICHENG | 阮毅成藏扇

Hu Shi 胡適 | Calligraphy in Kaishu 楷書「烟霞洞」七絕

Estimate:

240,000

 - 300,000 HKD

Lot sold:

1,134,000

HKD

FROM THE COLLECTION OF RUAN YICHENG

Hu Shi (1891-1962)

Calligraphy in Kaishu


ink on gold-flecked paper, folding fan

signed, dated 1953, with one seal of the artist

19 x 49.5 cm 7½ x 19½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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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 (1891-1962)

楷書「烟霞洞」七絕


水墨灑金箋 成扇 一九五三年作

馬壽華 朱竹壽石


款識:

〈書〉我來正值黃梅雨,日日樓頭看山霧;才看遮盡玉皇山,回頭已失樓前樹。民國十二年在杭州煙霞洞作。毅成先生囑。胡適。四二‧一‧十四。

〈畫〉毅成先生鑑家雅屬。癸巳秋,馬壽華寫。


鈐印:〈胡〉「胡適」。

〈馬〉「馬氏」、「木軒」。

註:「民國四十一年冬季,胡先生第一次回臺灣,我曾和他談到舊詩,並且背誦他民國十二年在杭州烟霞洞所寫的詩句『我來正值黃梅雨,日日樓頭看山霧;才看遮盡玉皇山,回頭已失樓前樹』。我說這就是舊詩的句子,他說這完全是新詩。我又談到烟霞洞的金復三居士,胡先生曾在烟霞洞住過一個時期,所以和金是老朋友。……胡先生說我能背誦他的詩句,他很高興。我說因為是舊詩的句子,所以容易記、容易背。胡先生卻說白話詩一樣地容易記。他又說烟霞洞這一次又遭了大刼,金先生已經死了,他的詩句不可能再存在了。他要另外寫一張給我 ……我到飛機場去送他回美國的時候,他說:『烟霞洞的詩,昨天冕上寫在一個扇面上,已托人送給你。我今天要走,所以一定要在昨天晚上趕寫好』。」

─ 節錄自阮毅成〈吹不散的心頭人影─敬悼胡適之先生〉,收錄於〈胡適之先生紀念集〉(臺灣,學生出版社,一九六二年二月)


一九二三年,胡適㩦侄子赴杭,暫居烟霞洞旁烟霞寺療養,寫成〈烟霞洞〉一詩。胡氏詩集中收錄者,乃新體詩,非扇上所書之七言絶句版,足堪一記。


阮毅成藏扇 (拍品編號 2540-2541)


阮毅成(1905-1988),浙江餘姚人。留學法國,獲巴黎大學法學碩士,一九三一年歸國後執教於中央大學、中央政治學校。三七年從政,擔任浙江金華行政專員,抗戰初期任浙江省政府民政廳廳長。四九年去臺,歷任中央日報社長兼總主筆、東方雜誌主編,曾任中央政策會副秘書長、國家安全會議副秘書長等職。著作甚豐,範圍廣涉法學、新聞、政論等。


19 x 49.5 cm 7½ x 19½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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