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12日 星期一

神會與壇經(印順)/《中國禪宗史》含問蘇錦坤先生


我也趁機讀一下中國禪學第五卷》( 河北禪學研究所2011) ,了解一些英文的著作的中譯。還包括印順《中國禪宗史》( 原台灣版1971? / 楊州:廣陵2008) --這本書是不合學術著作的名著(得過日本的博士學位認定*)換句話說,許多推論的根據必須存疑以這本書最得意的第三章《牛頭宗之興起》來說,根據傳說而非史實,章末的結論是「中華禪的根源中華禪的建立者,是牛頭。應該說,是『東夏之達摩』-- 法融。(頁84)
* 簡介參考江燦騰網路文章: 江燦騰提及台灣大學的張忠棟教授開設胡適專題」的一些事情( 《江燦騰自學回憶錄》台北:秀威,2009) 他對調查和統計學的看法,也是很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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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在寫《中國禪宗史》的過程中接觸到神會與北宗辯論的記載,感到如果不寫神會,就難以寫好禪宗史。1926年,胡適因在巴黎、倫敦相繼發現三卷及一份殘卷,約兩萬字有關神會和尚的資料,也就是《神會和尚語錄》和《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又在倫敦發現了神會的《顯宗記》[20],他不僅「要把禪宗史全部從頭改寫」,而且強調「這位大和尚神會實在是禪宗的真正開山之祖,是《壇經》的原作者」。印順法師認為此為他的結論是不足取的[21]胡適忽略了日本學者忽滑谷快天的部份[來源請求],但在禪宗史的研究上,仍舊是有貢獻的。胡適將當時禪宗史研究的問題點,由「西天二十八祖」的傳承問題,轉為禪宗革命家本身的問題。若無胡適的論斷在先,日本佛教學界不會有如此多的回應和研究成果,中國禪學研究將不可能達到今日之成就。是故印順法師的研究成果實受惠於胡適的先前貢獻[22]。胡適說:「一千多年中,幾乎沒有人知道神會在禪宗史上的地位,歷史上最不公平的事,莫有過於此事的了」。1974年日本學者柳田聖山收集胡適的講詞、手稿、書信等編成《胡適禪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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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這篇文章並沒有否證胡適的論點,因為胡適的主要論點,不是印順所說的。

我們應該思考一下,現在為什麼不將各地的壇經都集成一本來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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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yinshun.org.tw/books/11/yinshun11-03.html

印順法師佛學著作集

妙雲集下編之七『無諍之辯』 [ 回總目次 ][ 讀取下頁 ] [ 讀取前頁 ]

二、神會與壇經

──評胡適禪宗史的一個重要問題

一問題的提起

  前年,中央日報中副欄,曾有『壇經』是否六祖所說的討論。錢穆先生發表一篇有關六祖『壇經」思想的講稿。一位僑居日本的楊君,對錢稿有所批評,楊君引用胡適先生的話,以『壇經』為神會(部分為神會門下)所作。於是引起了論諍的熱潮,參加的人不少。我認為這是個大問題,值得好好的研究一下。當時我沒有參加討論,只有佩服法師居士們護法的熱忱。
  胡適在巴黎、倫敦,發見了燉煌寫本中有關神會的作品。在東京,知道了燉煌本『壇經』。他加以整理、比對,而論斷為:「燉煌寫本壇經,此是壇經最古[P58] 之本,其書成於神會或神會一派之手筆」(神會和尚遺集一)。胡適的考據,是否可信呢?考據是治學的方法之一,對於歷史紀錄(或是實物)的確實性,是有特別價值的。然考據為正確的方法,而考據的結論,卻並不等於正確。我曾不止一次的表示過:考據與法律一樣,人與人間的糾紛解決,法律是可遵循的正常途徑。法律是尊嚴的,但法官考察人證、物證,引用法律所作的判決,不一定是公平的,可能是冤屈的。明知是冤屈或不公平的,但不能憑「天理良心」的理論來糾正,更不能咆哮公堂,或對法官作人身攻訐。因為這不但不能平反冤屈,反而是觸犯刑法的。唯一可用的方法,是進行法律的申訴。對法官所採用的人證、物證,駁斥其誤解、曲解;提出更多有利於被告者的證據與理由,這才是平反冤獄,獲得公平判斷的最佳途徑。例如胡適所作的論斷,是應用考證的,有所依據的。我們不同意他的結論,但不能用禪理的如何高深,對中國文化如何貢獻(這等於在法官面前講天理良心),更不能作人身攻訐。唯一可以糾正胡適論斷的,是考據。檢查他引用的一切證據,有沒有誤解、曲解。更應從燉煌本『壇經』自身[P59] ,舉出不是神會所作的充分證明。唯有這樣,才能將『壇經』是神會或神會一派所造的結論,根本推翻。否則,即使大徹大悟,也於事無補。寫中國文化史、哲學史、佛教史的作家們(除了玄學家),還是會採取胡適的論斷(因為他是經過考證來的)。所以,我不能同意胡適的論斷,而對部分反對者所持的理由,所用的方法,總覺得值得研究。
  『壇經』代表六祖,還是代表神會的思想?這是個大問題。這一問題的解決,不能將問題孤立起來,要將有關神會的作品與『壇經』燉煌本,從禪宗發展的歷史中去認識、考證。神會是曹溪慧能的弟子,慧能是東山宏忍的門下,所以我擴大了視野:一方面,從東山門下──北宗、淨眾宗、宣什宗的禪風去觀察『壇經』(與神會);從南宗、北宗、宣什宗、淨眾宗──東山門下,探求到東山宏忍,雙峰道信的禪風,再進一步的研究到達摩。一方面,從『壇經』來看曹溪門下──荷澤宗、保唐宗、洪州宗、石頭宗的禪風。因為注意石頭,也就引起了牛頭宗的研究。這樣的觀察一番,得到了從達摩到曹溪禪的發展,以及禪入南方而[P60] 引起的蛻變情況。一年來的研究,寫成一部『中國禪宗史』。對我來說,這是意外的,為我從來不曾想要這樣做的。因為我不是達摩、曹溪兒孫,也素無揣摸公案,空談禪理的興趣。而我竟那樣做了,只能說因緣不可思議!
  經過這樣的觀察,『壇經』及神會在禪宗中的意義,有了一番理解。我覺得應該寫一篇專文,對胡適禪宗史中那個重要問題──燉煌本『壇經』是神會或神會一派所作的論斷,作一番徹底的糾正,以免「一人傳虛,萬人傳實」。胡適的這一論斷,見於「荷澤大師神會傳」第六段「神會與六祖壇經」(現依據胡適紀念館單刊第三種『神會和尚遺集』,以下引文,簡稱『神會集』)。他以「明顯的證據」,「更無可疑的證據」,「最重要的證據」,而得出那樣的結論。現在先對這些證據,一一的加以檢討。
  

二評「更無可疑的證據」

  先從「更無可疑的證據」說起。韋處厚(死於八二八)為道一(俗稱馬祖)[P61] 門下大義禪師(死於八一八)作『興福寺大義禪師碑銘』(全唐文卷七一五)說:
  「洛者曰會,得總持之印,獨曜瑩珠。習徒迷真,橘枳變體,竟成壇經傳宗,優劣詳矣」!
  這幾句話,胡適論斷為(神會集七六):
  「韋處厚明說壇經是神會門下的習徒所作(傳宗不知是否顯宗記?)。可見此書出於神會一派,是當時大家知道的事實」。
  韋處厚所說的「壇經傳宗」,確實說明了燉煌本『壇經』興神會門下的某種關係。但到底什麼是「竟成壇經傳宗」?如沒有明確的理解,論斷就難免錯誤!不幸的是,胡適從來就沒有弄明白這句話的意思。原文在壇經及傳宗旁邊,加上﹏﹏符號,這是以傳宗為書名的,所以小注說;「傳宗不知是否顯宗記」。但出版後,他將「傳宗不知是否顯宗記」九字塗抹了,另在原書八頁眉批說:
  「祖宗傳記,似即是韋處厚說的壇經傳宗之傳宗。亦即是獨孤沛所說的師[P62] 資血脈傳。適之」。
  這樣,「傳宗」不是『顯宗記』,而有點像『祖宗傳記』了。後來,他又改變了主意,用紅筆將原書(七五)「傳宗」旁邊的﹏﹏號畫掉了。這樣,「傳宗」不是一部書名,那又是什麼呢?「竟成壇經傳宗」,一直沒有確定的了解,謎一般的在東猜西猜。根本沒有弄明白這句話的意思,怎麼就說「此書出於神會一派,是當時大家知道的事實」呢!怎麼可說是「更無可疑的證據」呢?
  「竟成壇經傳宗」,到底是什麼意思?燉煌本『壇經』為我們提供了明確的解說,如:
  「若論宗旨,傳授壇經,以此為依約。若不得壇經,即無稟受。須知法處、年月日、姓名,遞相付囑。無壇經稟承,非南宗弟子也。末得稟承者, 雖說頓教法,未知根本,終不免諍」。
  「大師言:十弟子!已後傳法,遞相教授一卷壇經,不失本宗。不稟受壇經,非我宗旨。如今得了,遞代流行,得遇壇經者,如見我親授」。[P63]
  「大師言:今日已後,遞相傳授,須有依約,莫失宗旨」 。
  燉煌本明確的說到:「若不得壇經,即無稟受」;「不稟受壇經,非我宗旨」;「無壇經稟承,非南宗弟子」。所以「壇經傳宗」,是一種制度,是在傳法的時候,傳付一卷『壇經』。『壇經』不只是代表慧能的禪宗,又是師弟授受之間的「依約」──依據,信約。憑一卷『壇經』的傳授,證明為「南宗弟子」。如沒有『壇經』為憑信,即使他宣說「頓教法」,也不是「南宗弟子」。『壇經』是傳授南宗的「依約」,所以名為「壇經傳宗」。
  韋處厚的『大義禪師碑』,代表了道一門下的意見。依碑文說:神會「得總持之印,獨曜瑩珠」,對神會存有崇高的敬意。即使神會不是「獨」得慧能的正傳,也是能得大法的一人(會昌法難以前,洪州門下還不會譏毀神會)。但神會的「習徒」「迷真」向俗,如「橘逾淮而變枳」一樣,「竟」然變「成」用『壇經』來作為「傳宗」的依約。失去傳法──「默傳心印」的實質,而換來傳授『壇經』的形式。所以神會是「優」越的,神會的門下是低「劣」的。這是道一門[P64] 下對神會門下的批評。神會門下應用『壇經』為付法的依約(信物),所以在當時手寫秘本的『壇經』上,加上些法統,稟承,傳宗依約的文句。對『壇經』有所補充,但並不是造一部壇經。『壇經』的原本,改訂本,都早已存在了。
  神會門下為什麼要用『壇經』來作傳宗的依約?也可說有他的苦衷。起初, 神會對抗神秀,以慧能為六祖,當時最有​​​​力的一著,就是傳衣。如『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神會集二八一──二八二、二八四──二八五)說:
  「經今六代,內傳法契以印證心,外傳袈裟以定宗旨。從上相傳,一一皆與達摩袈裟為信。其袈裟今見在韶州,更不與人。餘物相傳者,即是謬言」。「法雖不在衣上,​​​​表代代相傳,以傳衣為信,令弘法者得有稟承,學道者得知宗旨不錯謬故」。
  神會以宏忍傳衣給慧能,證明慧能為六祖。袈裟是「信衣」,是證明「得有稟承」,「定其宗旨」的。然而神會自己,慧能並沒有傳衣給他。神會沒有傳衣[P65] 為稟承,那怎能證明是代代相傳的正宗?四川的淨眾、保唐門下,看透了這一問題,所以提出了:神會沒有傳承慧能的正宗。如(七七五──撰)『曆代法寶記』(大正五一‧一八五中──下)說:
  「會和尚云:若更有一人說,會終不敢說也。為會和上不得信袈裟」。
  「遠法師問(神會)禪師:上代袈裟傳不?會答:傳。若不傳時,法有斷絕。又問;禪師得不?答:不在會處」。
  「有西國人迦葉、賢者安樹提等二十餘人,向會和上說法處。問:上代信袈裟,和上得不?答:不在會處」。
  神會在動亂中成功(天寶戰亂以前,神會還沒有開法);沒有幾年,又在動亂中去世。到了神會門下,沒有信袈裟,那與神秀門下有什麼差別?而四川方面,淨眾與保唐門下,正傳說信袈裟在四川,這應該是神會門下最感困擾的事了。在這種情形下,成立了「壇經傳宗」的製度。當時,『壇經』是手寫秘本,從南方(曹溪方面)傳來。神會門下利用『壇經』的秘密傳授(原本是曹溪方面的傳[P66] 授,與神會無關),在傳法時,附傳一卷『壇經』,「以此為依約」 。對外宣稱:六祖說,衣不再傳了。以後傳法,傳授一卷『壇經』以定宗旨。『壇經』代替了信袈裟,負起「得有稟承」,「定其宗旨」的作用,這就是「竟成壇經傳宗」 。這是神會門下而不是神會,是在『壇經』中補充一些法統,稟承(惟有這小部分,與神會門下的思想相合),而不是造一部『壇經』。引用韋處厚『大義禪師碑』,以證明『壇經』是神會或門下所作,是完全的誤解了!
  

三評「很明顯的證據」

  為了證明『壇經』為神會或神會門下所作,胡適首先舉出了「很明顯的證據」,他(神會集七五)說:
  「上文(見原書九──一二)已指出壇經最古本中,有吾滅後二十餘年… …有人出來,不惜身命,定(原作「第」)佛教是非,豎立宗旨的懸記,可為此經是神會或神會一派所作的鐵證。神會在開元二十二年,在滑臺定[P67] 宗旨,正是慧能死後二十年,這是最明顯的證據。壇經古本中,無有懷讓、行思的事,而單獨提出神會得道,餘者不得,這也是很明顯的證據」。
  燉煌本『壇經』,確有「神會小僧,能得善(不善)等,毀譽不動,餘者不得」的讚許話;暗示二十年後,神會定宗旨的預記。然以此為「很明顯的證據」 ,論斷燉蝗本『壇經』為神會或神會一派所作,是有問題的。問題在──「燉煌寫本壇經,此是壇經最古之本」。假定,燉煌本『壇經』,真如胡適所說的「最古本」,那裡面既有懸記神會定宗旨,神會得道的話,也許是神會或神會一派所作。但依我們所知,燉煌本是現存『壇經』各本中的最古本,而不是『壇經』的最古本。從『壇經』成立到燉煌本,至少已是第二次的補充了。燉煌本『壇經』 ,可稱為「壇經傳宗」本,約成於七八0──八00年間,由神會門下,增補法統、稟承等部分而成。在「壇經傳宗」以前,南陽慧忠已見到南方宗旨的添糅本,如『景德傳燈錄』卷二八(大正五一‧四三八上)說:
  「吾(慧忠自稱)比遊方,多見此色,近尤盛矣!聚卻三五百眾,目視雲[P68] 漢,雲是南方宗旨。把他壇經改換,添糅鄙譚,削除聖意,惑亂後徒,豈成言教!苦哉,吾宗喪矣」!
  慧忠卒於大曆十年(七七五)。在他遊方時(應在七五0頃),已經見到將『壇經』添糅鄙談的「南方宗旨」本。南方宗旨,在現存的燉煌本中,明顯的保存下來(南方宗旨,與神會所說不同),可見燉煌本是以「南方宗旨」本為底本,增補些法統、稟承而成。慧忠知道「南方宗旨」本是添糅本,可見慧忠在先已見過『壇經』原本。從『壇經』的「曹溪原本」,添糅而成「南方宗旨」本;再由神會門下,增補為「壇經傳宗」本(詳如拙作『中國禪宗史』第六章「壇經之成立及其演變」中說)。胡適認定的『壇經』最古本,其實至少已增補兩次了。
  傳寫中的古代書籍,每每為人增補(或者刪削),禪書也不例外。胡適作『陶宏景的真誥考』(見『胡適文存』第四集),考得「甄命授」第二卷,將『四十二章經』的一部分抄襲進去了。我們不能見到增補的『四十二章經」部分,論斷『真誥』全部從佛經中來。這正如燉煌本『壇經』,有神會門下增補的「壇經[P69] 傳宗」部分,我們不能就此說『壇經』全部是神會或神會門下所造。所以胡適的「很明顯的證據」,犯了以少分而概全部的錯誤。錯誤的根源,在不知燉煌本『壇經』成立的過程,而誤認燉煌寫本為『壇經』最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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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蘇錦坤先生"中國禪宗史"
2011.1.24這些非正式的通信供讀者參考

HC 問蘇錦坤先生
"我對印順的中國禪宗史如何處理胡適關心的"史實"有興趣
如果你知道也請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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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回答
Dear HC,

"基本上,胡適的想法是從神秀、惠能爭奪六祖,荷澤神會大振南宗宗風,而樹立了自己禪宗七祖的地位而立論。
這樣的情節相當熱鬧,卻未必真實。胡適著眼在「白話史」,作禪宗史恐怕他的佛學知識有待補強。胡適這些討論出自想像,而非出於文獻。
從文獻、碑帖,重新去了解與評估六祖惠能之前的五祖東山法門,牛頭禪、南陽國忠的禪法,甚至上溯到僧稠的禪法,在往下談及六祖之後的青原行思、石頭希遷、南嶽懷讓,之下才有臨濟、曹洞、雲門、潙仰、法眼五宗。
印順導師的著作,多談文獻而追根溯源,不作猜測、不作宗教信仰的情緒宣洩,是符合學術規範的著作。
在更多的碑帖問世之後,印順導師的著作其實可以作一個更大跨步的補充與正誤。"


Ken Su
又" 禪宗史上,達摩面壁與慧可斷臂求法,這前三祖近乎神話,沒有可信的文獻作參考。西方二十八祖的傳說,更是慘不忍睹。佛在靈山會上拈花,迦葉破顏微笑,佛說:「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迦葉。」這真是睜眼說瞎話,這也是「反智主義」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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