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14日 星期六

胡適之先生論詩(梁實秋);梁文薔:我的父親梁實秋


這篇有些小誤,譬如說梁實秋先生翻譯莎士比亞是沒錢的。起碼前幾?本是胡適之先生主持中英基金會給稿費的.....

梁文薔:我的父親梁實秋
2014-06-14 梁文薔 李菁 
“梁實秋”是20世紀華語世界裏一個沉甸甸的名字,他用40年的時間,以一己之力,翻譯了四百多萬字的莎士比亞全部劇作和三卷詩歌,又著成一百萬字的《英國文學史》,主編《遠東英漢大辭典》及三十多種英文詞典和教科書,堪稱翻譯史上的一個輝煌。而他亦以一系列清新雅致的的散文作品,確立了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

作為梁實秋的幼女,現定居於美國西雅圖的梁文薔也已是七旬老人。營養學博士梁文薔並沒有“子承父業”,但來自父親生前的鼓勵,一直成為她勇敢地拿起筆的動力和緣由。雖然父親離去已近20年,但提起往事,那樣一位真性情的父親還時時讓她沉浸於快樂、憂傷和懷念交織的複雜情感中。

少年梁實秋

多少年來,我始終忘不了那一個場景:1982年夏,父親最後一次到西雅圖來探望我,有一天,父親坐在書桌前,我斜倚在床頭,夕陽從白紗窗簾中照進來,屋子裏顯得很安靜,但也不知為什麼,我總感覺又有那麼一點點淒涼的味道。我當時正處於博士論文的最後階段,心情有些煩躁。

“我發誓,我寫完這篇論文,一輩子再也不寫文章了!”我有些發洩性地抱怨。

“不行,你至少還得再寫一篇。”父親很平靜地回答我。我有些吃驚地抬頭看他,父親並沒有回應我的眼神,好像在凝視很遠的一個地方,片刻,他說:“題目已經給你出好了。”

“什麼題目?”我有些納悶地問。

“梁實秋。”父親把目光從很遠的地方移過來,直視著我,慢慢地說出了這三個字。

我立刻明白了父親的意思,我一時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失聲痛哭起來,而父親,也沒有再說一個字,只是默默地與我一起掉淚。

我明白這是父親對我的最後期待。他並沒有告訴我為什麼要我寫,但我明白,他是希望我這個小女兒來寫一個生活中真實的父親,不是大翻譯家,不是大學者,而就是一個普通的“爸爸”。我雖不是文學家,但在父親故去的這些年來,我努力地用各種方式瞭解父親,零零散散寫下了不少文字。每每回憶起來,感覺又回到了溫暖的父愛中。

1903年父親出生于北京。祖父梁咸熙是前清秀才,同文館(注:清朝政府於1862年末在北京設立的用於培養外交和翻譯人員的學校,是中國第一所新式學校)英文班第一班學生。1912年,北京發生兵變,梁家被變兵流氓洗劫,從此家道中落。祖父在警察局任職,不愁生活,以讀書為樂。

梁家是一個傳統的中式大家庭,父親很小時,祖父便請來一位老先生,在家裏教幾個孩子,為父親打下了很好的古文功底。很多讀者都喜歡他的《雅舍小品》等作品,我想原因之一就在於他把文言和白話結合在一起,既清新雅致,又有幽幽古意,用典多而不生澀,這都應歸功於早期教育賦予的他在中國古典文學上的修養。

父親14歲那年,祖父的一位朋友勸告他投考清華。雖然同在北京城,但在那時是一個重大的決定,因為這個學校遠在郊外,而父親是一個老式家庭中長大的孩子,從來沒有獨自在外闖蕩過,要捆起鋪蓋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去住,不是一件尋常之事;況且在這個學校經過8年之後便要漂洋過海背井離鄉到新大陸去求學,更是難以想像的事。所以祖母知道祖父的決定後,便急得哭起來。

但父親很順利地考上清華。我想清華八年對父親一生的影響是持久而深遠的。清華那時叫“清華學校”,這所留美預備學校,完全進行西式教育。在課程安排上也特別重視英文,上午的課,如英文、作文、生物、化學、政治學、社會學??等一律用美國出版的教科書,一律用英語講授—林語堂先生還曾教過父親英文;下午的課如國文、歷史、修辭等都放在下午,畢業時上午的課必須及格,而下午的成績則根本不在考慮之列,所以大部分學生都輕視中文課程,但因為父親一直很喜歡那些中國古典文學,所以下午的課他也從來不掉以輕心。

在清華的8年學習中,對父親影響較大的一位應該是梁啟超。那時梁思成是父親的同班同學,梁思永、梁思忠也都在清華。畢業前一年,他們幾個學生商議想請梁啟超來演講。通過梁思成這層關係,父親他們很順利地請來了梁啟超。當天梁啟超上講臺時,開場白只有兩句,頭一句是:“啟超沒有什麼學問——”眼睛向上一翻,又輕輕點一下頭:“可是也有一點嘍!”這樣謙遜又自負的話是很難聽得到的。演講的題目是《中國韻文裏表現的情感》,父親回憶說,梁先生情感豐富,記憶力強,“用手一敲禿頭便能背誦出一大段詩詞”;講到動情處,他悲從中來,竟痛哭流涕不能自已。梁啟超的激情和文采給父親留下深刻印象。父親晚年回憶,他對中國文學的興趣,就是被這一篇演講所鼓動起來的。

清華對體育特別重視,畢業前照例要考體育,跑步、跳高、跳遠、標槍之類的父親還可以勉強應付及格,對他來說,最難過的一關是游泳。考試那一天,父親約好了兩位同學各持竹竿站在泳池兩邊,以備萬一。他一口氣跳進水裏之後馬上就沉了下去,喝了一大口水之後,人又浮到水面,還沒來得及喊救命,又沉了下去??幸虧他有“先見之明”,兩位同學用竹竿把他挑了出來,成績當然是不及格,一個月後補考。雖然苦練了一個月,補考那天或許由於太緊張,他又開始一個勁地往下沉,一直沉到了池底,摸到了滑膩膩的大理石池底,好在這次稍微鎮靜些,在池底連著爬了幾步,喝了幾口水之後又露出水面,在接近終點時,從從容容地來了幾下子蛙泳,把一旁的馬約翰先生笑彎了腰,給了他一個及格。父親後來回憶,這是他畢業時“極不光榮”的一個插曲。

負笈美國

19238月,清華這一級畢業生有60多人從上海浦東登上“傑克遜總統”號遠赴美國。

其實父親對去美國並不是那麼熱衷,一是因為那時他已經與母親偷偷地戀愛了;二來對完全陌生的異域生活多多少少會有些恐懼心理。聞一多是父親在清華時結識的好友兼詩友,未出國時兩人還商量,像他們這樣的人,到美國那樣的汽車王國去,會不會被汽車撞死?結果比父親早一年去美國的聞一多先生,來信的第一句話便是:“我尚未被汽車撞死!”隨後勸他出國開開眼界。


我從小就知道聞一多是父親的好朋友。因為他老提聞一多,還喜歡說些和聞一多在美國時的趣事。1946年夏,父親在四川北培的雅舍獲悉聞一多遇刺的消息,他當時的悲慟讓我終生難忘。

在那艘開往美國的輪船上,除了清華這批學生外,還有來自燕京大學的許地山和謝婉瑩(冰心)。冰心當時因為《繁星》與《春水》兩部詩集,在全國已經很有名,而父親此前在《創造週報》上發表評論,認為那些小詩理智多於情感,作者不是一位熱情奔放的詩人,只是泰戈爾小詩影響下的一個冷雋的說理者。

結果文章發表後沒幾天,他們就在甲板上不期而遇。經許地山的介紹,兩人寒暄一陣,父親問冰心:“您修習什麼?”“文學。你呢?”父親回答:“文學批評。”然後兩個人就沒話說了。

因為旅途漫長,不暈船的幾個人,父親、冰心、許地山等人興致勃勃地辦了一份壁報,張貼在客廳入口處的旁邊,三天一換,報名定為“海嘯”。冰心的那幾首著名的《鄉愁》、《惆悵》、《紙船》就是在這時候寫的。冰心當初給父親的印象是“一個不容易親近的人,冷冷的好像要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感覺”。但接觸多了,父親逐漸知道,冰心並不是一個恃才傲物的人,不過是對人有幾分矜持而已。冰心後來寫首小詩戲稱父親為“秋郎”,父親很喜歡這個名字,還以此為筆名發表過不少作品。

後來成為冰心丈夫的社會學家吳文藻是父親在清華時的同學,他與冰心、吳文藻的友誼也維持一生。“文革”中,父親在臺灣聽說“冰心與吳文藻雙雙服毒自殺”,他非常悲痛,寫了一篇《憶冰心》一文,回憶兩人幾十年的友情以悼念。文章見報後,女作家淩叔華給父親寫信,告知這一消息是誤傳。父親雖然覺得有些過意不去,但總算由悲轉喜。

1981年,我第一次回大陸。臨行前,父親囑咐我替他找三位朋友——冰心、季羨林和李長之。我如願地找到了前兩位,但最後一位一直下落不明。是一直留在北京的大姐梁文茜帶我見的冰心,當時正在醫院住院,雖然一直躺在那兒,但仍能感覺得到她的風度和優雅。冰心見到我非常高興。我交給她父親叫我帶給她的一本書,我說:“爸爸讓我帶句話:‘他沒變。’”冰心很開心地笑了,然後說:“我也沒變。”我並不清楚他們之間傳達的是什麼意思,但我相信,他們彼此都明白那份友誼的力量,是足以超越時間和空間的。

在科羅拉多大學獲得學士學位後,1924年秋,父親進入哈佛大學研究院學習。那時候在哈佛和麻省理工有許多中國留學生,經常走動。父親性格溫和,朋友很多,他的公寓也成了中國學生活動的中心之一。有一次父親正在廚房做炸醬麵,鍋裏的醬正噗哧噗哧地冒泡,潘光旦帶著三個人闖了進來,他一進門就聞到炸醬的香味,非要討頓面吃,父親慷慨應允,暗地裏卻往小碗炸醬里加了四勺鹽,吃得大家皺眉瞪眼的,然後拼命找水喝。父親敢這樣惡作劇,也是因為他和潘光旦在清華時就是互相熟識的好朋友。

1925年,中國學生會要演一出英語的中國戲,招待外國師友,籌畫的責任落到父親和顧一樵身上。父親平時就喜歡話劇,他經常和顧一樵省吃儉用跑到波士頓市內的一個戲院裏看戲。顧一樵選了明朝高則誠寫的《琵琶記》編成話劇,劇本則由父親譯成英文。對於戲中男主角蔡伯喈的人選,一時竟然競爭頗為激烈,爭來爭去之下,顧一樵乾脆讓父親自己來演。冰心在裏面演丞相之女。

上演之前,父親他們還特地請來波士頓音樂學院專任導演的一位教授前來指導。這位教授很是認真,演到父親扮演的蔡伯喈和趙五娘團圓時,這位導演大叫:“走過去,親吻她,親吻她!”女演員站在那裏微笑,但父親無論如何鼓不起勇氣走過去,只好告訴那位盡職的導演,中國自古以來沒有這樣的習慣,導演只好搖頭歎息。演出那天十分成功,其實外國人並不懂得他們究竟在演了些什麼,只是覺得那些紅紅綠綠的服裝和正冠捋須甩袖邁步等的姿態很有趣,當時還有這樣一個插曲:他們讓演趙五娘的那位中國留學生抱著琵琶,選個詞闕自彈自唱,結果“趙五娘”唱的是“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要知道這是唐朝賀知章的詩,而唱的人“趙五娘”卻是東漢時期的人,不過好在也沒有人注意到這個。

動盪歲月

父親在美國呆了三年,獎學金還沒有用完就回國了。他急著回國,是因為我的母親。母親自幼喪父,和她的叔叔們住在一起,在那個時代,不經媒妁之言而自由戀愛可是件驚世駭俗之事。眼看著年紀一天天大了,又不敢說自己已經有了意中人,家裏的叔父張羅要給她定親,父親在美國著了急,學習一結束就趕緊回國了。1927211日,父親與母親在北平南河沿的歐美同學會舉行了婚禮。

結婚後,父親與母親在上海生活了三年,父親以教書為生。在上海時,他們與羅隆基、張舜琴夫婦為鄰,這對夫婦時常在午夜爆發“戰爭”,張舜琴經常哭著跑到我父母那裏訴苦,每次都是母親將她勸了回去。

那一段時間,父親與胡適、徐志摩等過從甚密,他們都是“新月派”的人,父親與徐志摩管胡適叫“大哥”。後來各自忙各自的事情,來往不多。父親也是在那段時間,與魯迅先生爆發了著名的“論戰”。

父親生前不大提他與魯迅的是是非非,那時我們在臺灣,魯迅的書與毛澤東的書一樣,都屬禁書,所以年輕時我並不知道他們有什麼“過節”。直到後來到了美國我才陸陸續續讀到他們當年的文章。有一次我問父親:“你當年和魯迅都吵些什麼?”父親回答得很平靜,他說,他們之間並沒有什麼仇恨,只不過兩個人對一個問題的看法不同,其實他還是很欣賞魯迅的文學的。魯迅認為文學是有階級性的,而父親更強調文學作品的人性,比如母愛,窮人有,富人也有,不論階級,不管窮富,文學不是政治的工具,它是寫永恆的人性,這就是父親的信念。現在關於那場論戰,已經有書把他們的文章全部收集起來,現在的讀者也有閱讀所有這些文章的自由,我想,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吧。

1930年,父親又帶著家人到青島教書。我就是1933年在青島出生的,1歲多時,因為父親被胡適先生邀請到北大教書,我們一家又回到了北京。其實我對青島沒有任何印象,但1999年我特地回到青島,尋訪我的出生地、當年我們生活過的地方時,一看石碑上刻著的“梁實秋故居”幾個字,我還是忍不住潸然淚下。

北京的生活沒有安定多久,19377月抗戰爆發,父親聽說自己上了日本人的“黑名單”,當即寫下遺囑,孤身逃離北京。父親也是第一批從北京逃出來的學者之一。在天津的羅隆基家借住幾天後,父親又輾轉到了南京、重慶,自此與我們分離了7年之久。

1944年,母親隻身一人,帶著我們三個孩子11件行李,從北京南下,借助於各種交通工具,一路跋涉到了重慶北碚,與父親團聚。我還能記起我們團圓的那一天,母親帶著我們站在屋子裏,有人去辦公室喊父親,父親進門後跟母親說了句什麼,然後父親緊盯著我們三個孩子,用手指著我們一個個激動地說:“這就是我的孩子,這也是我的孩子,這也是我的孩子!”

在很多人眼裏,父親也許是個“洋派”的人,這可能是由於父親在美國留學時養成的一些習慣。他們當時一半時間住在美國白人家庭裏,一起吃飯,就要遵守美國傳統家庭的規矩:吃飯要打領帶,正襟危坐。但骨子裏,父親絕對是一個有很深中國文化情懷的人。他從美國回來立即拋開鋼筆用起了毛筆,一直到抗戰結束後,才不得不又用起鋼筆。很多人問我:“你父親英文那麼好,是不是在家裏整天和你說英文?”恰恰相反,父親在家從來不跟我說一句英文,他只說北京話,穿那種手納的千層底布鞋。從美國回來教書時,他口操英語,卻總是穿中式長袍,千層底布鞋,疊襠褲子還要綁上腿帶子,很土。經常引得時髦男女竊笑,父親也不以為意。

抗戰結束後,我們一家又回到了北京。但戰火並沒有就此熄滅,1948年底,形勢已經開始不穩,父親帶我和哥哥二人先從北京趕赴天津,想搶購船票去廣東。母親留在北京處理親戚的房產,準備第二天去天津與我們會合同行。不料當天晚上鐵路中斷,我們父子三人進退維谷。母親急電,囑我們立即南下,不要遲疑。第二天,我們三人惶恐不安地登上了輪船,卻不知以後會怎麼樣。

當我們漂泊了16天到達廣州後,得知母親成了北京城最後起飛的兩架客機上的乘客之一。那時北京還沒有天安門廣場,就是把東長安街上的樹砍倒,作為臨時跑道,母親乘坐的飛機擦著樹枝尖起飛。我們一家人在廣州又團聚。

當時大姐文茜已結婚,沒有同我們一起走。哥哥文騏正在北大讀書,到了廣州後,覺得臺灣沒有什麼好的大學,最後決定回北京繼續上北大。結果我們自此與哥哥姐姐生死不明地分隔了幾十載。當時沒有人會預料到分隔得那麼久,如果預料到那種結果,我想我們一家死也不會分開的。

漂泊

初到臺灣時,我們可以說是“無立錐之地”。離開大陸時,母親讓我們每個人準備一個小箱子,怕兵荒馬亂時一家人一旦分散,只要抓住這個小箱子就還能有一點點生存的資本。那個小箱子除了幾身換洗衣服,幾本破書外,別無它物。

我們初到臺灣時,對“228”事件不甚清楚,只知道大陸人與臺灣人的關係十分緊張。當時臺灣有個很有名的林挺生先生,是臺灣屬一屬二的工業家兼教育家,由朋友介紹借住他的房子,他不收租金,父親很過意不去,林先生就請父親到他辦的工業學校教課,教的是初中生,中文、歷史、英文,哪門老師找不到,他就讓父親教哪門課。林先生本人也非常注重學習,父親的課他都坐在最後一排旁聽,並且記筆記,非常認真。每隔一段時間,他都來向父親請教問題,每次來都畢恭畢敬地向父親鞠躬,他們的談話絕對不涉及個人閒談,全部都是為人處世之類的大道理。有林挺生的幫助,我們度過了在臺灣最初的艱難時期。

臺灣那時也有“白色恐怖”,報紙、雜誌都是被控制的,父親在臺灣時,交遊不廣,為了謀生,專心教書、寫稿。有一天,突然來了三五位便衣,聲稱親眼看見竊賊逃到我家,要入室搜查。其實抓賊是假,這幾個人最後竟直接翻閱父親的文稿和書籍,想知道父親是否有“思想問題”。父親頗為震怒,要求當局調查此事,但最後當然不了了之。

我到美國留學後,與父母保持每週一次的通信。有一次父親遇到一位朋友,對方竟然說出父親給我信中的一些內容,父親大驚,才知道往來的信件也會被偷偷地檢查。查私人信件、將內容外傳、又傳回寫信人,我們當時除了覺得滑稽,也只有無奈。

在臺灣時,父母還遭遇過這樣一件事。那一年我的假期結束馬上準備返美,母親特地做鱔魚給我吃。突然聽到有人按門鈴,有一男子身穿軍裝戴著墨鏡,自稱是父親的學生。父親正準備起身迎接時,男子突然掏出手槍,對準父親的心臟,還把槍膛中的子彈退出來給父親看,表示是真刀真槍,不是開玩笑的。父親鎮靜地拍了拍來人的肩頭,讓他坐下來。那人真的坐下來,但仍以槍指著父親。我冒險從邊門溜出,跑到鄰居家借電話報警。

待我回來時,強盜已經離去。他向父親要去了“歐米伽”手錶、母親的假首飾和一些買菜錢。強盜臨走時曾威脅父親不可報警,否則會回來滅門。見我已報了警,大家心神不定地過了一晚,連電燈都不敢開,還把窗簾都拉起來,請求員警保護。結果員警在我家客廳守了一夜。

那個“歐米伽”是父親過生日時,30位朋友聯合送的,父親很是喜歡,好在我之前有心,把手錶的出廠號碼抄下來,記在父親的記事本上。結果第二天員警就在當鋪找到了那塊表,立即人贓俱獲。父親去警察局辦手續時正巧遇到那個強盜,他停下來對父親說:“梁先生,對不起您!”父親也有些難過。後來我們知道在當時的戒嚴法下持械行劫,無論贓物多少,一律判死刑,何況他又是現役軍人,雖然母親後來替他求情,但也無濟於事。

不盡的思念

到了臺灣,父親重新開始了他翻譯莎士比亞的工作。

父親翻譯莎士比亞劇本始於抗戰前,那時我只有3歲。後來因為抗戰,顛沛流離,只譯了十本,便停頓下來,因為翻譯莎士比亞是沒有錢的,為了我們一家,父親必須謀生,教書、寫文章。生活相對安定下來之後,他又開始有計劃地翻譯。父親給自己規定,每天要譯兩千字。臺灣的天氣很熱,那時也沒有冷氣,父親這個北方人對臺灣的氣候頗不適應,他又很胖,非常怕熱。但無論天氣多熱,他都要完成自定的工作量,經常是揮汗如雨地坐在那兒翻譯,非常有毅力。如果因為有事未能完成預計的工作,他第二天加班也要把拖下的工作補上。


翻譯莎士比亞,是胡適先生建議父親做的一件事。最初是父親與另外兩個人一起翻譯,但其餘兩位後來中途退出,只剩下父親一人在堅持。翻譯莎士比亞是件很苦的事,因為他全部是用古英文寫的,首先很難讀懂,再“信達雅”地翻譯出來,更不是一件容易之事。我曾經向父親抱怨說,我根本看不下去莎士比亞的原文,父親笑著說:“你若能看懂的話,那就不是莎士比亞了。”


翻譯的後期對父親來說尤其艱苦,因為他喜歡的劇本已先譯完了,剩下的都是那些比較枯燥艱澀的。這時就更需要靠毅力才能堅持下來。

父親每譯完一劇,就將手稿交給母親裝訂。母親用古老的納鞋底的錐子在稿紙邊上打洞,然後用線訂縫成線裝書的樣子。沒有母親的支持,父親是無法完成這一浩大工程的。翻譯莎士比亞沒有收入,母親不在乎,她沒有逼迫丈夫去賺錢,而是全力以赴地支持父親。這一點,在我小的時候並沒有深深體會,而在長大結婚,有了家庭後,才能理解母親當年的不易。

父親喜歡吃,他不做,但喜歡品。到了臺灣、去了美國以後,他時常念叨北京的小吃,什麼爆肚、炒肝、糖葫蘆之類的,後來也有朋友從大陸帶一些老北京的小吃給他,父親嘗了後,總是搖頭歎氣:“不一樣,不一樣!”

我在臺灣與父母一起生活了十年,因為哥哥姐姐的失散,我成了“獨生女”。飯後,我們經常坐在客廳裏,喝茶閒聊,話題多半是“吃”。從當天的菜肴說起,有何得失,再談改進之道,最後,總是懷念在故鄉北京時的地道做法,然後慨歎一聲,一家人陷於惆悵的鄉思之情。

父親與母親的感情很好,他們後來跟著我到西雅圖生活了一段時間,我時常在汽車的後視鏡裏發現,他們手拉著手坐在一起。1974430日上午,父親與母親到附近市場購物,市場門口的一個梯子突然倒下,正好擊中了母親。母親被送到醫院進行搶救,因傷勢很重,需要動大手術。臨進手術前,母親以一慣的自我克制力控制自己,既不抱怨,也不呻吟。在進手術室前,她似乎已有所預感,對父親說:“你不要著急,治華(注:梁實秋的學名為梁治華),你要好好照料自己。”到手術室門口,母親還應醫師之請微笑了一下。幾個小時之後,護士出來通知,母親已不治。我永遠忘不了那一刻,父親坐在醫院的長椅上開始啜泣,渾身發抖??

中山公園的四宜軒是他們當初定情之地。1987年,我借到北京開會之機,專程到中山公園拍了許多四宜軒的照片,帶回給父親。但父親還是不滿足,說想要一張帶匾額的全景。可惜四宜軒房屋尚在,匾額早已無影無蹤。後來大姐文茜又去照了許多,托人帶給父親。父親一見照片就忍不住落淚,只好偷偷藏起來,不敢多看。

雖然父親後來與韓菁清女士又結了婚,但我沒有與他們生活在一起,詳細的生活情形我不是很瞭解。他還是像以前那樣給我寫信,我知道他的心情有好有壞,他仍然時常陷於對母親的思念裏不能自拔,幾乎每年在母親的祭日那天他都會寫一首詩紀念,而且幾乎在每一封信裏,他都會寫“汝母”,他都會很沉痛地懷念母親。

父母在世時,他們儘量不提哥哥姐姐的事情,儘管他們心裏都明白對方的痛苦和思念。母親信佛,每天誦經焚香祈禱,這樣她的精神才能支撐下去。就在母親去世後一個月,父親終於輾轉得到哥哥姐姐仍然在世的消息。他特地跑到西雅圖母親的墓地前,告慰母親。

1981年夏,我第一次回大陸探親,回到了兒時居住的庭院,卻已物是人非。臨行前,大姐文茜折了一小枝棗樹葉,上面還有一個小青棗,讓我帶回臺灣,送給父親。這棵棗樹是我們在北平時老棗樹的後代,老樹早已被砍去。我小心翼翼地把棗葉包好。回到臺灣後,把在大陸的見聞一五一十地向父親彙報,其中包括姐姐文茜、哥哥文騏33年的經歷,講到激動處,時常與父親相顧而泣。那個棗和樹葉後來都枯萎了,父親把葉子留下來,放在書裏,珍存著。

1986年,我最後一次赴台探望父親。臨時前與父親在客廳中道別,父親穿著一件藍布棉外衣,略彎著腰,全身在發抖。他用沙啞的聲音不厭其煩地告訴我怎麼叫計程車,怎麼辦出境手續等,那一刻,他又把我當做他的沒出過門的小女兒。那一次離家,我充滿了不祥之感。

1987113日,父親因突發心臟病住院。當時,小量的輸氧已經不夠。父親窒息,最後,父親扯開小氧氣罩,大叫:“我要死了!”“我就這樣死了!”此時,醫生終於同意給予大量輸氧,卻發現床頭牆上大量輸氧的氣源不能用,於是索性拔下小量輸氧的管子,換床。七手八腳忙亂了5分鐘。就在這完全中斷輸氧的5分鐘裏,父親死了。父親強烈的求生欲望一直支持他到心臟停止,他留下的最後五句絕筆之一是:“我還需更多的氧。”父親的手一生中寫了不知幾萬萬字,沒想到,留在人間最後的字跡,竟然是這樣的求生呼號。每思及此,肝腸寸斷。


文章來源:李菁《往事不寂寞》






胡適之先生論詩 收入 梁實秋的文學因緣 (台北:文星 1964 頁282-90)

文學因緣. Author, 梁實秋. Publisher, 愛眉文藝出版社, 1970.
出版者傳記文學出版社, 1988 頁數149 頁
此書內容豐富 可惜各篇多無發表日期等資料
 末3篇篇名
 胡適之先生論詩  283
 憶新月 291

 重印西瀅閒話序




這篇多根據嘗試集相關的論作
其實 胡適之先生談詩的文很多應該全錄一番
豈只是贊揚"具體".......: 包括提倡"達"之外更重要的"真" (他有特定的意思)....
文末 提出"美未易賞" 說法



梁實秋的文學因緣 (台北:文星 1964 定價12元)可能是第3手 後有20元/150元標價 -文星叢刊31
307+2頁

文學因緣. Author, 梁實秋. Publisher, 愛眉文藝出版社, 1970.
出版者傳記文學出版社, 1988 頁數149 頁
此書內容豐富  26篇   可惜各篇多無發表日期等資料

書名取自白居易與元九書一句:"自敘為文因緣 與年月之遠近也" (可惜此書類似章學誠力主: 立言者文章應附年月 自己的文章卻多缺年月)

 末3篇篇名
 胡適之先生論詩  283
這篇多根據嘗試集相關的論作
其實 胡適之先生談詩的文很多應該全錄一番
豈只是贊揚"具體".......: 包括提倡"達"之外更重要的"真" (他有特定的意思)....
文末 提出"美未易賞" 說法 
也講到西方學術中關鍵語
  de gustibus non est disputandum There is no disputing about tastes.講到品味那是無法爭辯的
De Gustibus: Loving Coffee Without Being a D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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