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16日 星期四

"顧頡剛與胡適" /古史辨自序/漢代學術史略





 本書為蘇錦坤先生所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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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3.10

古史辨自序
顧頡剛
感謝胡適與錢玄同


适之、玄同两先生固是我最企服的师,但我正因为没有崇拜偶像的成见,所以能真实地企服他们;若把他们当作偶像一般而去崇拜。


此名著可在網路上讀到:"([ 說明 ] 此《自序》寫於 1926 年。《古史辨》第一冊於同年 11 月由北平樸社出版。此序後收入 1935 年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出版、周作人編選之《散文一集》 ( 《中國新文學大系》第六集 ) 1988 5 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之《顧頡剛選集》、 1988 11 月中華書局出版之《顧領剛古文論文集》第一冊都曾收入。又台灣遠流出版事業公司 1989 11 月出版,改題《定在歷史的路上》。 1931 年,荷蘭萊頓的布利爾出版公司出版美國學者恆菇義 (AWHummel) 的英文譯本,題為《一位中國歷史學家的自傳— 中國古代史論文集 ( 古文辨 ) 序》。 1940 6 月,曰本創元社出版平岡武夫的日文譯本;經譯音改譯後, 1953 9 月由岩波書店出版,題為《ぁる歷史家の生ぃ立ち— 古史辨自序》, 1987 6 月再版。 作得到一度的整理了。 作得到一度的整理了。"






哲学系中讲《中国哲学史》一课的,第一年是陈伯强先生 ( 汉章 ) 哲學系中講《中國哲學史》一課的,第一年是陳伯強先生 ( 漢章 ) 他是一个极博洽的学者,供给我们无数材料,使得我们的眼光日益开拓,知道研究一种学问应该参考的书是多至不刚个的。 他是一個極博洽的學者,供給我們無數材料,使得我們的眼光日益開拓,知道研究一種學問應該參考的書是多至不剛個的。 他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只到得商朝的“ 范” 他從伏羲講起;講了一年,只到得商朝的“ 範” 我虽是早受了《孔子改制考》的暗示,知道这些材料大都是靠不住的,但到底爱敬他的渊博,不忍有所非议。 我雖是早受了《孔子改制考》的暗示,知道這些材料大都是靠不住的,但到底愛敬他的淵博,不忍有所非議。第二年,改请胡适之先生来教。 第二年,改請胡適之先生來教。 是一个美国新回来的留学生,如何能到北京大学里来讲中国的东西?” 多同学都这样怀疑,我也未能免俗。 是一個美國新回來的留學生,如何能到北京大學裡來講中國的東西?” 多同學都這樣懷疑,我也未能免俗。 他来了,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编讲义,辟头一章是“ 国哲学结胎的时代” 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 他來了,他不管以前的課業,重編講義,闢頭一章是“ 國哲學結胎的時代” 用《詩經》作時代的說明,丟開唐、虞、夏、商,徑從周宣王以後講起。 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桥而不能下。 這一改把我們一班人充滿著三皇、五帝的腦筋驟然作一個重大的打擊,駭得一堂中舌橋而不能下。 许多同学都不以为然;只因班中没有激烈分子,还没有闹风潮。 許多同學都不以為然;只因班中沒有激烈分子,還沒有鬧風潮。 我听了几堂,听出一个道理来了,对同学说:“ 虽没有伯强先生读书多,但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 时傅孟真先生 ( 斯年 ) 正和我同住在一间屋内,他是最敢放言高论的,从他的言论中常常增加我批评的勇气,我对他说:“ 先生讲得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怎样说才好的。你虽不是哲学系,何妨去听一听呢 ?”他 去旁听了,也是满意。 我聽了幾堂,聽出一個道理來了,對同學說:“ 雖沒有伯強先生讀書多,但在裁斷上是足以自立的。” 時傅孟真先生 ( 斯年 ) 正和我同住在一間屋內,他是最敢放言高論的,從他的言論中常常增加我批評的勇氣,我對他說:“ 先生講得的確不差,他有眼光,有膽量,有斷制,確是一個有能力的歷史家。他的議論處處合於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說而不知道怎樣說才好的。你雖不是哲學系,何妨去聽一聽呢 ?”他 去旁聽了,也是滿意。 从此以后,我们对于适之先生非常信服;我的上古史靠不住的观念在读了《改制考》之后又经过这样地一温。 從此以後,我們對於適之先生非常信服;我的上古史靠不住的觀念在讀了《改制考》之後又經過這樣地一溫。 但如何可以推翻靠不住的上古史,这个问题在当时绝没有想到。 但如何可以推翻靠不住的上古史,這個問題在當時絕沒有想到。



那数年中,适之先生发表的论文很多,在这些论文中他时常给我以研究历史的方法,我都能深挚地了解而承受;并使我发生一种自觉心,知道最合我的性情的学问乃是史学。 九年秋间,亚东图书馆新式标点本《水浒》出版,上面有适之先生的长序:我真想不到一部小说中的著作和版本的问题会得这样的复杂,它所本的故事的来历和演变又有这许多的层次的。



這是一篇談"顧頡剛與胡適" 的好作品
出自 余英時著《未盡的才情》,台北: 聯經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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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網
顧頡剛:未盡的才情
——從《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
余英時

2007年02月01日09:58

1977年5月1日顧頡剛在北京干面胡同寓所

  顧頡剛 (1893—1980.12.25)

  歷史學家。

   江蘇吳縣人。1920年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曾任北京大學助教,中山大學、燕京大學教授、歷史系主任,雲南大學、齊魯大學、中央大學、復旦大學、蘭州大 學、誠明文學院等校教授,北平研究院研究員,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通訊研究員、院士,《文史》雜志社總編輯,大中國圖書局編輯所長兼總經理。建國后, 任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和學術委員,中國史學會理事,全國文聯委員,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副主席,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委員,第四、五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二至四屆全國政協委員。

   是我國“古史辨”學派的創始人。提出了“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學說。也是我國歷史地理學和民俗學的開創者。建國后,從事古史研究和古籍整理工作,應毛 主席、周總理之請,負責校點《資治通鑒別》和《二十四史》,作出了重要貢獻。主要著作有:《古史辨》、《漢代學術史略》、《兩漢州制考》、《鄭樵傳》等, 與人合著《三皇考》、《中國疆域沿革史》、《中國歷史地圖》等。

  1980年12月25日在北京逝世,終年87歲。


  引言

   《顧頡剛日記》始於1913年,終於1980年,全書約六百萬字,是一部內容極其豐富的原始史料。從1921年到1967年止,《日記》基本上是連續 的,尤足珍貴。就我所讀到的近代學人日記而言,隻有《胡適日記全集》與《吳宓日記》正續兩編份量略與之相埒。我曾撰《從<日記>看胡適的一 生》,作為《胡適日記全集》的序言,藉日記的材料,解答他一生各階段的若干疑點。現在為《顧頡剛日記》寫序,我的重點稍有不同。反復思考之后,我決定通過 日記來窺測他的內心世界。

  顧頡剛以倡導“古史辨”運動知名於世,他一生最重要的研究成績也集中在古代,上起夏、商、周,下至秦、漢。 在我們一般印象中,他是一位典型“象牙塔”中學者,畢生與古籍為伍。這次讀《日記》,我才意外地發現:他的“事業心”竟在“求知欲”之上,而且從1930 年代開始,他的生命形態也愈來愈接近一位事業取向的社會活動家,流轉於學、政、商三界。另一個更意外的發現是,與我過去的認識截然不同,他並不僅僅是一位 謹厚寧靜的恂恂君子。在謹厚寧靜的后面,他還擁有激蕩以至浪漫的情感。他對譚慕愚女士“纏綿悱惻”的愛情,前后綿延了半個世紀以上,從1924年初識到 1978年題詩日記,讀來極為動人。更難得的是譚完全當得起他的“超群軼倫之材”的評語:1926年聞一多稱她為 “Chinese Jeanne d’Arc”(“中國的聖女貞德”)﹔1958年她已被打成“右派”,但面對巨大威勢“仍強硬不服罪”。顧頡剛生命中這 件大事,是我在讀《日記》前完全不知道的。這兩大意外的發現,使我感到必須深入他的內心世界,才能真正懂得他的志業、為學與為人。不用說,1949年以后 他走進了一個到處是荊棘的世界,精神上一直掙扎在極度痛苦之中,始終擺脫不掉“被征服者”的屈辱感。這些內心的活動也必須通過對日記作字裡行間的細密解讀 才能呈現出來。

  這篇序言共分五節:第一節論他的事業心及其與傅斯年的關系,這是他的主要志業與中心關懷。第二節論他與胡適的關系,這 是他的學術生命的始點。“古史辨”運動導源於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所展示的史學革命新典范,但是他又有超越胡適典范的學問境界,以王國維之精新兼備為最 后歸宿。其中種種錯綜復雜的互動是值得探索一番的。第三節論顧頡剛與國民黨的關系,旨在說明他為了種種事業之故,不得不向政界尋求支持的苦心。在同一節 中,他在抗戰勝利前后的政治立場和政治理念也通過日記而予以澄清。第四節凸顯他1949至1980年的獨特生活境遇。這一時期中國大陸上的知識人本都是 “同命鳥”,但大同之中仍有小異,每一個人的具體遭遇還是個別的。大同的部分本節概不涉及,隻有他個人“小異”的部分才值得探究。最后一節專論他和譚慕愚 的一段情緣,貫穿了全部日記,上起1924年,下迄1979年。由於兩人交往散布在數十年之中,非聚攏在一處,便不能見其全貌。現代傳記未有不重視傳主的 情感生活者。這不是發人隱私,而是因為非在這一方面有所深入,便不能把一個活生生的人如實地呈現出來。

  以上五節大致概括了顧頡剛一生活動的主要范疇。但這篇序言並非傳記,不過把《日記》中最主要的傳記材料提煉組織起來,供未來傳記作者的參考而已。

  (因篇幅限制,這裡隻能刊發余英時先生這篇“序言”的引言和第一部分,並略有刪節﹔小標題為編者所加。——編者按)

  事業心更在求知欲之上

  通讀《顧頡剛日記》,我第一次認識到顧先生平生志業的另一面。讓我先引一段他自己的話:

  許多人都稱我為純粹學者,而不知我事業心之強烈更在求知欲之上。我一切所作所為,他人所毀所譽,必用事業心說明之,乃可以見其真相。(1942年5月31日條末)

   如果不是讀到這一段話,我也和許多人一樣,把他看作一個“純粹學者”。這一段話引起了我的思考,想了解他為什麼不甘心僅僅以“純粹學者”為滿足?思考的 結果,我認為以下三層背景是最值得指出的:第一、他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參與者,從傳統的士大夫向現代知識人過渡。盡管這一過渡並不徹底,但至少在顯意 識的層面,他希望把學術研究所取得的新知識推廣到全社會,發揮一種啟蒙的作用。所以1929年3月13日在浙江大學餐后演講,他的題目是“怎樣喚起第二次 新文化運動”。很顯然的,他認為第一次新文化運動並未能深入民間。第二,民族危機,特別是日本侵略,為他的文化事業提供了極重要的發展契機。最明顯的例子 是通俗讀物編刊社(1933)和《禹貢》半月刊(1934)都是“九一八”(1931)以后創立的。通俗社是在燕京大學教職員、學生抗日會征求民眾讀物的 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后來才由顧先生接手經營。《禹貢》的“發刊詞”說:

  這數十年中,我們受帝國主義者的壓迫真受夠了,因此,民族意識 激發得非常高。……民族與地理是不可分割的兩件事,我們的地理學既不發達,民族史的研究怎樣可以取得根據呢?不必說別的,試看我們的東鄰蓄意侵略我們,造 了“本部”一名來稱呼我們的十八省,暗示我們邊陲之地不是原有的﹔我們這群傻子居然承受了他們的麻醉,任何地理教科書上都這樣地叫起來了。這不是我們的恥 辱?

  第三層背景則是個人的,即他與傅斯年在學術上的分歧和爭衡。這一問題相當復雜,留待本節下半段作較深入的分析,這裡暫且不說。

   但是我必須鄭重指出,他的事業心的根基仍在學術,不過他一方面認定學術不能限於少數人的專門絕業,隻有普及到廣大的社會以后才算是盡了它的功能﹔另一方 面,他則堅持普及化的知識必須以最嚴肅的學術研究為其源頭活水。這正是他為什麼要將“國故整理”列為他的“事業”的第一項,接著才是“民眾教育”和“邊疆 開發”。所以他的事業都是從學術領域中延伸出來的文化事業。他並沒有任何政治野心,也未嘗企圖發展政治或社會勢力。不過由於文化事業的緣故,他培養了不少 學術界的后起之秀,因此在學術界,特別是史學界,他的追隨者也愈來愈多。

  他的事業心在抗日戰爭期間表現得更為熾熱。從1939年在成 都創辦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1941年到重慶主持邊疆語文編譯會和主編《文史雜志》,到1943年與商人合辦大中國圖書公司,雖都是與人合作,但無一不與 他自己的學術文化事業息息相關。1943年4月30日的日記說:

  予入世二十余年,雖因名招敵,事業著著失敗,而聲譽日起,朋侶日多, 已立於領導之地位。思致此地位不易,有此地位而不為國家作事,未免可惜。然學界爭名太甚,予雖不與人爭,而人則必不肯放過我,政界中又爭權太亟,混飯則 可,盡心竭力以從事於一業則為人所不許。邇來擺脫中央大學及組織部職務,復我自由之身,而各書肆多見拉攏。抗戰以來,得書不易,偶有新著便得傾銷,予有此 人望,有此同人,正可抓住機會,在出版事業上貢獻心力,作有計劃、有系統之進行,而招致同人分工合作,使中國史學得上軌道。

在詳列種種以史學為中心的學術計劃之后,他很感慨地說:

  予年已五十矣,倘能好好工作二十年,此計劃必可實現,予亦可以無愧此生矣。茲唯一希望者,即資本家能與予合作也。

  在這一段話中,他的事業抱負呈露得十分清楚。為了事業,他輾轉奮斗於學界、政界和商界之中。

  他的事業心之所以在1940年代變得特別強烈,除了一般的背景外,還有另一層原因,由他的朋友賀昌群向他指點了出來:

   卅二(一九四三)、八、十三,與昌群談話。渠謂予古史工作已告一段落,蓋前此為運動時期,予盡瘁於此,業已取得公眾之承認。現在運動時期已過,予可以卸 此責任,此后則為他人專精之研究矣。一個人在學問上隻能做一樁事,予在學術界有此一事可謂盡職。至於此后歲月,渠以為宜致力於事業,蓋予有氣魄,能作領導 也。惟予之弊在於開端時規模太大,以致根柢不能充實。此后當結集一干部,逐漸擴張,而予僅任指導工作,一切活動由他人為之,庶乎可久可大。渠意為予所贊 同,爰記於此,以供他年之省察。

  他既完全認可了賀的分析,上引之語即可看作是他的自我評價。兩個月后他又加上了一段跋語:

  卅二、十、十二,與(陶)希聖談,彼謂每人均有一開花之時期,此時精神充沛,發表力特強,一過此期則思想及發表力均漸即於干涸。此話不錯,我在民國十年至廿五年一段時間,即我之開花期,今則華已謝,惟望能結果而已。(見1943年8月31日條末)

   可見他在1943年即認定自己在古史方面已盡了開創性的功能,以后主要是領導繼起者作精深的專題研究了。這個領導地位的信心是有根據的。這一年的3月教 育部召開中國史學會,理事選舉,他“得票最多,頻作主席”,使他感到自己確已成為史學界的領袖人物(1943年3月31日條)。

  顧先 生在史學界之所以有此眾望所歸的成就,是和他不遺余力地提攜后進分不開的。從1927年4月任教廣州中山大學開始,他的身邊便常常圍繞著一群青年人 ﹔1929到1937年他在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執教,由於社會事業愈來愈多,依附的人更是極一時之盛。1938年8月5日他在南京回顧這八年的情況,說:

   余以愛才,為青年所附集,能成事在此,而敗事亦在此。蓋大多數之青年為衣食計,就余謀出路,使余不得不與各方交接,旁人不知,以為我有意造自己勢力,於 是“顧老板”、“顧大師”之綽號紛然起矣。又有一般青年,自己有所圖謀,無如未得社會之信仰,力不足以號召,謀推戴余,為彼等之傀儡,成則彼得其利,敗則 我受其禍,於是“顧頡剛左傾”,“顧頡剛為共黨包圍”之傳說宣揚於道路間矣。(見《日記》1937年7月31日條末﹔參閱1948年11月30日條末)

   他“愛才”是絕對真實的,早已有口皆碑。更難得的是他對追隨他的青年居然有如此清醒的認識。但是他雖然無意“造勢力”,卻因事業之故,不能不培養一批得 力的助手。前引1943年4月30日所記關於“招致同人分工合作”以及賀昌群所說“結集干部”雲雲,即指“附集”他的青年而言。早在1934年,他的學生 牟潤孫便已在背后罵他“野心太大,想做學閥,是一政客”。他聽到這種評語后,感慨地說:

  噫!看我太淺者謂我是書呆,看我過深者謂我是政客。

  某蓋處於材不材之間,似是而非也。(《日記》1934年4月26日條)

  他引庄子語自解,其實即是承認他的“事業心”不在作“純粹學者”之下。1943年重慶中央大學的胡煥庸也說他是“學閥”,他的反應是:

  甚望胡君所言不虛,使我真能成學術界之重鎮也。(《日記》1943年4月26日條)

  通常“學閥”兩字含有在學術界爭“霸權”且排斥異己的意思。顧先生並沒有這種傾向。他心中的“學閥”,換一種語言來表達,是在學術界能號召“群眾”並擁有“群眾”的領袖。關於這一問題,他晚年有一段自我檢討,解釋得比較透澈:

   我自以為愛惜人才……。幾十年來,我所往來的及友好的人,都是滿腦子的反動思想,我自己本已反動,加上這班朋友,日夕熏染,就更反動了。我在這一群裡, 就成一個頭子,我常常覺得手下有一群人,可以利用他們來幫助我成就事業,或讀書治學做我的接班人。所以我到處有徒黨,雖沒有組織,但可以號召。(《日記》 1969年12月31日條末。)

  撇開“反動”之類的字眼不說,他希望號召友生,在史學領域中獨樹一幟的心理,在這裡已和盤托出了。他對“學閥”的稱號並不十分反感。但嚴格地說,他所追求的不是權力(power)顯赫的“學閥”,而是具有廣泛影響力(influence)的“學術界之重鎮”。

  大體言之,從抗戰開始,在顛沛流離的生活中,他的事業心漸漸超過了古史研究的專業心。1941年8月初到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進修的嚴耕望便注意到:“顧先生……喜歡興辦學術事業,客人也多,一天忙到晚。”這是最可信的旁証,清楚地點出了這一重大轉變的時刻。

  傅斯年的影響籠罩一生

   顧先生獨樹一幟的強烈願望與傅斯年(孟真)最直接相關。從《日記》上看,我們可以說:傅的影響籠罩了他的一生,一直到晚年都揮之不去。他和傅從北京大學 預科起,便是志同道合的莫逆之交,后來又同時成為胡適門下的兩大弟子。但不幸1927年在廣州中山大學共事之后,他們之間的關系不僅破裂了,而且從此轉變 至敵對的地位﹔顧先生的獨樹一幟主要便是與傅互爭雄長。1944年4月18日他在《日記》中說:“孟真真是我的政敵”。其實“政敵”一詞不妥,應該說是 “學敵”,因為他們的沖突根本是在學術界,與政治不相干。

  《日記》1928年4月29日條記:

  與元胎(按:容肇祖)到孟真處,論研究所事,與孟真口角。

  予之性情有極矛盾者,極怕辦事,而又極肯辦事。孟真不願我不辦事,又不願我太管事,故意見遂相左,今晚遂至破口大罵。賴金甫(按:楊振聲)、元胎解勸而止。

  這是顧、傅公開破裂的一天,上距顧先生來廣州整整一年了。這一年之中,兩人的分歧大概愈來愈深,至此終於爆發了出來。但是更值得重視的是他在1973年7月所寫的“記本月二十九日晚事”,文長七百字。前半段三百字敘兩人早年交情,略去不引,下面是關於破裂的解說:

  一九二七年,予自北大至廈大,而彼歸國后往至廣州,入中山大學,任文學院長。以其縱橫捭闔之才,韓潮蘇海之口,有所憑借,遽成一校領袖,雖魯迅不 能勝也。予既與同事,甚願其重辦《新潮》,為青年引導,而彼曾不措意。自蔡元培先生任中央研究院長,以傅與我及楊振聲三人,籌備“歷史語言研究所”,我三 人即在粵商量籌辦事宜。楊好文學,對此不加可否,而我與孟真胸中皆有一幅藍圖在。傅在歐久,甚欲步法國漢學之后塵,且與之角勝,故其旨在提高。我意不同, 以為欲與人爭勝,非一二人獨特之鑽研所可為功,必先培育一批班子,積迭無數數據而加以整理,然后此一二人者方有所憑借,以一日抵十日之用,故首須注意普 及。普及者,非將學術淺化也,乃以作提高之基礎也。此意本極顯明,而孟真乃以家長作風凌我,復疑我欲培養一班青年以奪其所長之權。予性本倔強,不能受其壓 服,於是遂與彼破口,十五年之交誼臻於破滅。予因函蔡先生,乞聘我為通信研究員,從此不預史語所事。然自此孟真之政治欲日益發展,玩弄所識之貴官達人,操 縱各文化機關事,知之者皆以“曹大丞相”稱之,謂其善挾天子以令諸侯也。蔣政權退出大陸,渠亦以戰犯名逃台灣,越年而死。思至此,殊自幸我之不就范於彼 也。

此文將他們兩人在學術上的分歧歸結為“提高”與“普及”之異,大致是可信的。傅先生延攬青 年研究人才一向採取所謂“拔尖主義”,而顧先生則太丘道廣,幾乎來者不拒,可為明証。但他們之所以不能共事,分析到最后,還是由於兩人都有領導學術的構想 和抱負,而且持之甚堅。關於這一點,顧先生在1929年8月20日致胡適的長信中,說得很清楚:

  我和孟真,本是好友,但我們倆實在不 能在同一機關作事,為的是我們倆的性質太相同了:(1)自信力太強,各人有各人的主張而又不肯放棄﹔(2)急躁到極度,不能容忍。又有不同的性質亦是相拂 戾的,是我辦事太歡喜有軌道,什麼事都歡喜畫了表格來辦﹔而孟真則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太無軌道。又我的責功之心甚強,要使辦事的人都有一藝之長,都能夠 一天一天的加功下去而成就一件事業。孟真則但責人服從,愛才之心沒有使令之心強,所以在用人方面,兩人的意見便時相抵觸。

  今年春間, 燕京大學來書見聘,謂在美國已捐得大批基金,開辦中國學院,邀我去作研究。我覺得這是很合我宿志的,我一定要把所有的時間供我從容的研究,才可使我心安理 得地過生活,所以便答應了。告給孟真,孟真大反對,罵我忘恩負義。我說,“隻要你供給我同樣的境遇,我是可以不去的。”恰好那時中央研究院寫聘書來,我就 受了,把燕京辭了。但是孟真對於我的裂痕已無法彌縫,差不多看我似叛黨似的。我決不願把身子賣給任何人。我決不能為了同黨的緣故而把自己的前程犧牲了。

   這是一封向師門訴冤的信,所以把他和傅之所以凶終隙末的細節都交代出來了。引文前一段顯示他們兩人都具有極堅強的性格,互不相讓,即所謂“一山難容二 虎”﹔下半段則透露傅確有意將顧收入自己的系統之內,即廣州中山大學和即將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而且不許他叛離。此信在后面還引了一句話:

  孟真曾說:“你若脫離中大,我便到處毀壞你,使得你無處去。”

  這當然是老朋友爭吵中的一句情緒語言,未可認真,但傅的霸道也可由此語窺見其一斑。

  傅斯年是學術界著名的“霸才”,他“以家長作風”欺凌顧先生大概是事實。1929年5月8日的《日記》說:

  孟真盛氣相凌,我無所求於彼,將謂可用架子壓倒我耶!其為人如此,一二年中必見其敗矣。書此待驗。

  更有趣的是1973年7月他又加了一條跋語雲:

  此預言並未驗,孟真縱橫捭闔,在舊社會中固可立於不敗之地者。到全國解放,他方逃出大陸,死在台灣,此則真敗耳。

   可知傅確是要征服他以為己用,卻未曾想到嚴重地損傷了老朋友的尊嚴,不但不肯“就范”,而且激起了獨樹一幟的雄心。但1930年代以后,由於傅的憑借深 厚,顧先生在事業上畢竟落在下風。1940年代他之投入國民黨的文化活動,也是為了與傅爭鋒,最后也事與願違。這使他一直耿耿於懷,以致到老不忘。 1973年的兩篇跋文竟至一再引“戰犯”、“逃台灣而死”,大有快意恩仇的滋味,這不能不使人深感“怨毒之於人甚矣哉!”1950年12月傅斯年死后,胡 適給傅夫人俞大彩的悼函中說:

  頡剛也定有紀念他的文字。

  胡先生雖不了解當時大陸文字刊布的情況,但對於顧先生的認識畢竟還是相當真切的。《日記》1951年1月1日條果然寫了下面一段話:

  聞傅孟真於半月前在台灣逝世。此人一代梟雄,極能縱橫馳驟,竟未能有所成就,可惜也。孟真久病血壓高,到美國療之,稍愈。然醫言不能過十稔,安知竟不及五年乎!壽五十有五。

  其詞雖若有憾焉,但“可惜也”三個字畢竟流露出老同學、老朋友的真實感情。

  最后,我要指出,顧、傅兩先生在學術事業方面雖然競爭得很激烈,但在學術成就上仍然是彼此尊重的。讓我們先看看傅對顧的推崇。1962年4月9日顧和老朋友辛樹幟在北京中山公園有一段很長的談話,主要是討論顧和傅的關系。顧記道:

  談到以前之事,予雲:“我不能受氣,故傅斯年欲壓迫我,我即離中央研究院而至燕大。”樹幟雲:“當我在德留學時,與傅常見面,彼極口稱道你。故我雖未認識你,即已心儀。其后你和孟真鬧翻,我常勸孟真……他回答我的是‘頡剛使我太下不去。’”

   談話中涉及羅常培常在傅處說顧的壞話,終使兩人凶終隙末,因與此處論點無關,略去不引。從辛的話中,我們顯然可以看出,辛對兩人“鬧翻”是很引為遺憾 的,但傅在回國前對顧“極口稱道”,則確是事實。辛的話完全証實了傅《與顧頡剛論古史書》那篇長文所言,句句都出自肺腑。《書》中有下面一段話,值得引 述:

  去年春和志希(按:羅家倫)、(姚)從吾諸位談,他們都是研究史學的。“頡剛是在史學上稱王了,恰被他把這個寶貝弄到手﹔你們無 論再弄到什麼寶貝,然而以他所據的地位在中央的原故,終不能不臣於他。我以不弄史學而幸免此危,究不失為‘光武之故人也’。幾年不見頡剛,不料成就到這麼 大!這事原是在別人而不在我的頡剛的話,我或者不免生點嫉妒的意思,吹毛求疵,硬去找爭執的地方﹔但早晚也是非拜倒不可的。”

  頡剛,我稱贊你夠了麼!請你不要以我這話是朋友的感情﹔此間熟人讀你文的,幾乎都是這意見。

  傅文從1924年1月寫起,一直到1926年10月30日船到香港為止,可見這三年之內他對顧的《古史辨》是十分心折的。以上是早年的事,但即在兩人中年分裂之后,傅的態度依然未變。例如1940年他在昆明龍泉鎮用朱筆批讀《史記》,其中一條說:

  顧頡剛雲:黃帝所至,即子長所至(見《贊》)。蓋子長仍以自己所聞之傳說為斷也。

  可知他繼續在肯定古史“層累地造成”說。1943年《日記》有一條記傅對他的忠告,尤值得注意:

   晤徐蔚南,渠今年自上海來,為言《古史辨》在上海大出鋒頭。……然在重慶空氣中,則以疑古為戒,我竟不能在此發表意見。孟真且疑我變節,謂我曰:“君在 學業上自有千秋,何必屈服!”然我何嘗屈服,隻是一時不說話耳。嘗謂今日時代系五四時代之反動,他日必將有對今日之反動,彼時又可大張旗鼓矣。此后雖不發 表,仍當繼續工作,至能發表時而揭開,深信必可以解世人之惑,釋老友之疑也。(見《日記》1943年10月30日條)

  所引傅語最可見 他對《古史辨》的重視,唯恐顧在政治壓力下自棄所守。這是“老友”發自內心的愛護之言,因此顧也似受到感動,而有這一段自我表白的文字。也幸而有此自白, 后人才知道顧先生並沒有放棄早年“古史辨”的立場。當時在抗戰期間,民族主義的激情高漲,而國民黨又一向在文化上取保守立場,要把孫中山繼承堯、舜以下的 “道統”,顧先生便隻好隱忍不言了。嚴格言之,“古史辨”的中心論旨其實即是以最嚴格的方法審查史料構成的時代,這是史學的始點並且獨立於任何史觀之外。 蘭克(Leopold van Ranke,1795-1886)說:

  在我們把一種作品加以歷史的使用之前,我們有時必須研究這個作品本身,相對於文本中的真實而言,到底有幾分可靠性。

   傅斯年服膺蘭克的史學,自然對顧先生“古史辨”的成就十分珍惜。理由很簡單:“作品”經過研究而發現是“不可靠”的,它當然便不能加以“歷史的使用”, 而“文本中的真實”也就根本被摧毀了。這正是“古史辨”從“辨偽”到“疑古”的基本運作程序。但抗戰時期的重慶確有顧先生所說“五四時代之反動”的傾向, 上面已提到了。在當時氣氛之下,“疑古”是會犯眾怒的。今天大陸上一部分有勢力的史學界似乎又在倡導“信古”,反對“疑古”,因此“古史辨”也少有問津 者。以今度昔,我們便不難理解為什麼顧、傅兩位“五四”健將會發生那樣強烈的反響了。無論如何,傅對顧的推重並不因私交破裂而改易,其案可定。

   至於顧對傅的古史研究如何評價,則由於我所見到的資料有限,暫時不能輕下斷言。傅先生最早刊布的論文如《大東小東說》(1930),其中曾引“吾友顧頡 剛先生”之說,可能在起草時便和顧商討過。稍后的名篇《夷夏東西說》(1933),在考古界影響很大。顧似乎認為這種過於簡化的二分法未必可從,但他顯然 認真地讀過此文。最后我在他的《日記》中找到下面的材料:1970年4月28日記:

  看《性命古訓辨証》。

  接著5月4日、8日都在續看此書,至11日“看《古訓辨証》畢。”這是傅先生唯一的一部專著,1940年出版后很引起學術界的重視。陳垣在這一年8月14日給長子樂素信中說:

  即接孟真先生撰《性命古訓辨証》一部二冊,內多新材料,新解釋,不可不一讀。

  隔了兩天又補一信(8月16日)曰:

  余閱《性命古訓辨証》,深知余已落伍,未知他人覺得如何耳。

  顧先生當時或許也曾收到過贈本,1951年9月7日已有看此書的記載。但1970年是在“文革”期間,他居然敢再次細讀“戰犯”的舊作,至少証明了他“不以人廢言”的嚴肅態度。

   顧、傅分裂是顧先生學術生命史上一件大事。1929年以后他在學術普及的事業上投入大量的心力與此事有很大的關系﹔他顯然是想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 所之外,別樹一幟。他們兩人的友誼破裂雖不免令人惋惜,但分途發展的結果使中國現代史學呈現出一種多採多姿的面貌,則是必須加以肯定的。在二十世紀上半葉 中,學術界存在著多元互競的空間,這是一個無可否認的客觀事實。

  傅、顧之間的分合與胡適有很深的關系,下文續有討論。

  (余英時著《未盡的才情》,由台灣聯經出版公司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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